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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撂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

“噢，就是江。。。。。。**。”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由于**从中怂恿的结果，是**的一个阴谋，其实这是一个无根据的猜疑。**在20世纪50年代初并未像后来那样，达到坏事干绝的地步。尽管毛岸英与江表合不来，但江表也是想与毛岸英搞好关系的。而去朝鲜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此距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今零下二十度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联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出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后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不由自主地抖动着。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期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您想吃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您的名字、职务？”“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履历？”“。。。。。。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审讯完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国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绝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次审讯结束，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员。当天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它以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多个小时。”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

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旧不参加作战值班。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