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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碳族事务所（第1页）

01．

卢文钊在医院的诊疗箱里躺了整整五天。轻度烧伤，外加轻微的脑震荡，不算特别严重。同时受伤住院的400多人中，许多人的烧伤面积超过90%。那五天里，卢文钊一直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他怀疑是麻醉剂的效果，但有可能是皮肤再生剂的副作用。

在梦里，卢文钊反复回到爆炸现场，看到泰德慈祥的笑容与绿色的火焰爆起，听到四周惊恐的呼喊，感受到灼人的热浪迎面扑来。而在清醒的时候，卢文钊看到医务人员忙里忙外，听到别的伤员呻吟喘息，感受到被大火烧伤的皮肤在默默地生长。他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思考这事会有什么后果。

第五天中午，卢文钊获准离开诊疗箱。主治医生告诉他：“恢复得非常好，再休息几天，注意保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不会有什么疤痕。”卢文钊爬出诊疗箱，先艰难地到厕所撒了一泡尿，又站到镜子前，仔仔细细查看了一下伤情。双手、双臂、脸颊、前胸和膝盖上下，都有面积不等、程度不同的疤痕。但愿医生没有撒谎。现在，最糟糕的是脑袋。大部分头发都被烧掉，为了做手术，护士又来剃了一次，结果平生第一次，卢文钊变成了秃头，和尚一般。

看着镜子里那个糟糕的自己，卢文钊只有苦笑。他向着镜子里那个人做了个鬼脸，那个人回他以鬼脸。

胃忽然抽搐了几下，向他发出了一个信号。饥饿的感觉蓦地充盈了他的全身。躺在诊疗箱里的几天里，他一直没有吃东西，靠注射的营养液过活。饥饿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他很少体验过，更不要说，这次的饥饿感同时又带来了程度不低的欣喜感：我还会饿，我还活着，我还没有死。

根据室内导航的地图指示，卢文钊找到医院餐厅，点了一份午餐。坐下来准备吃的时候，植入系统提醒他，有一封信，来自泰德·卡钦斯基。卢文钊心中一凛，一边吃饭，一边让植入系统把信投射到视网膜显示器上。

信很长。饭吃完了，信才看了一半。卢文钊坐在原处，坚持把信看完。他的心中五味杂陈，各种感觉难以言表。

02．

卢文钊：

你好！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在垂直农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我出生在芝加哥，从小智力超常，醉心于数学，16岁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25岁获得密歇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异常出色，荣膺年度最佳论文奖。主持论文答辩的教授称，全地球最多只有12个人能理解、欣赏我的研究。这是我最为骄傲的时刻。博士毕业后，我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聘为助理教授。如果不是28岁时，我被邀请去参观一家现代化养鸡场，我的一生很可能就在纯粹数学的思辨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当时，一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受到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质疑。连锁店老板邀请了几位教授去养殖场参观，目的当然是需要专家的意见来平息正汹涌澎湃的负面舆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邀请我这个数学系助理教授，但他邀请了，我也受邀去了。也许是好奇吧。

参观养殖场时，我深深地受了刺激。

我看见那些鸡雏刚刚出生就被赶上了高速公路一般的传送带，它们挨挨挤挤，密密匝匝，全然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传送带旁端端正正坐着数十名工人，他们用肉眼判断哪些鸡雏有瑕疵，就用手把它们拎起来，毫无怜悯地扔进另一个通道里——在那里，这些出生才几分钟就被淘汰的小生命会被迅速淹死，然后加工成饲料，用以喂养它们那些没有被淘汰的兄弟姐妹。

我看见那些没有被淘汰的鸡雏继续在传送带上前行，先是打了各种疫苗（“我们必须保证小鸡们不会生病，一旦笼舍里发生瘟疫，我们可损失不起”），然后被另外一批工人分到各自的笼舍。那笼舍分成若干层，一群鸡雏丢进去，密密麻麻，连转身都做不到。当饲料从天而降的时候，鸡雏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饲料槽，那场景，犹如诺曼底登陆战。

我看见稍大的鸡会被转移到更大的笼舍里，有些特殊品种的鸡甚至奢侈地拥有单家独院，然而依然很小。它们的脚爪因为缺少运动而变得无比的长。带我们参观的人抓了一只鸡放到地上，长长的脚爪让它无法站稳，只能笨拙地扑打翅膀，试图稳住身形，最后只好匍匐在原地，任由工人将它抓回笼子。它们的一辈子都将这样在笼舍里度过（“只需要42天，就可以出笼，送去屠宰场宰杀了。这是它们第一次离开养殖场，第一次坐车，第一次见到阳光。当然，也会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恶心。

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我们自己。

在现代科技的包围下，我们不就像那些鸡，被无情地挑选，被精心地饲养，最后被系统地屠杀吗？

我恶心到呕吐，吐了个胃底朝天，以至于没有能够去参观屠宰场。

此后，我陷入了极端的精神危机中。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识到：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而言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个人自由受制于社会，而任何社会都追求不同程度的秩序。工业革命导致科技体系的增长，进而催生出一种压抑个人自由并且破坏大自然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秩序。这种社会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相反，是人必须修正自身的行为，去适应体系的需要。简单地说，科技让社会更加强大，而社会越强大，个人的自由就越少。有人认为，科技给予人自由，这完全是一种错觉。科技与个人的自由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强烈地认识到：这个科学技术将和这个浮士德式的文明一起消亡，有一天它将分崩离析，并被遗忘——那时，我们的铁路、飞机和火箭将和古罗马的道路、中国的长城一样毫无生机，我们的巨大城市和摩天大楼将变成废墟，正如古老的孟菲斯和巴比伦。

我对现代文明生活厌恶至极，对人生极其绝望。痛苦之大，令我不惜一死。不惜一死，赋予我灵感：人人畏惧死亡，而我连死亡都无所畏惧，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应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这场精神危机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得到了自由和勇气。

最开始，我并没有血腥的规划，只想回归自然，豹隐山野，自给自足，做个自在闲人。我在蒙大拿州的荒野搭建了一个12平方米的小木屋，无水无电，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过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描述的生活是我当时唯一也是最高的目标。

然而，我所厌恶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放过我。

十几年以后，蒙大拿的山野成了开发区，一家公司要在我隐居的地方修建水电站。那个大湖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徜徉湖畔，我往往会忘掉自己。然而，无数挖掘机、推土机和吊车的到来，碾碎了我的宁静岁月，摧毁了史前荒野的自然美妙。我反对，我控诉，我暴跳如雷，但没有任何用处。我被逐出了我隐居的地方，因为那荒野从狗屁法律上讲并不属于我。我被迫回到汹涌的人群中，回到所谓的文明社会中。

我发誓要报仇，从避世的隐士化身为复仇的恶魔。我本来可以成为亨利·戴维·梭罗，最后却因缘际会，成为泰德·卡钦斯基。

我意识到：科技的本质要求它不断变化，而它需要高度集中化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所以它催生出越来越多拥挤不堪、不宜居住的城市，以及忽视其公民所需的大型国家。这个过程导致了一个文明日益被科技以及服务于科技的权力结构所主导、所掌控。科技的每一个新进步，看上去都令人神往，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不断地压缩我们的自由空间，于是，科学技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通过认同这个巨大的运动，满足了他们自身的权力欲。因此，钟情于科技的人们，把我们大家领上了一条通向背离理想家园的快车道。

我认为，史前部落是最理想的家园。是的，我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想法。我坚信部落生活才能淬炼人类的高贵品质：生存技巧、自律、诚实、坚忍、反抗、勇敢。诸如此类。显然，理想家园都是为理想人类而建的。现在的人类，绝大多数都不符合这些理想人类的标准。所以，建立理想家园，第一步就是把不合标准的人类清除干净。

显然，现代科技戕害人性，毁灭环境，造成难以言说的人类痛苦。人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用暴力革命推翻科技文明，回归更为自然原初的幸福，要么集体自杀，自取灭亡。

在人类与理想社会之间，隔着一座尸山，隔着一条血河。我就是要让人类跋过那尸山，涉过那血河。我自愿成为那献祭者。

我有一双点石成金的巧手，用俯拾即是的工业垃圾制成炸弹。说来讽刺，我对科技无比厌弃，却能在学习制造炸弹的过程中，如鱼得水，居然成了世所罕见的炸弹专家。八年里我引爆了11次共26枚炸弹，主要目标是大学（现代科技文明的策源地）、现代化养殖场（那令我至今噩梦不断的场所）和空中航班（现代科技文明的代表），无一例失败，也无一人能查出事件真相。

但此种程度的成功并不令我满意。零敲碎打，只会让政府以恐怖分子的名义通缉我。我需要更为辉煌的成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脑子里就有一个时钟，嘀嘀嗒嗒地提醒我，时间在流逝，时间在流逝，时间在流逝，我的一生不能空过。过了50岁，这闹钟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急切。它不断地提醒我，我的时间不多了，我需要更为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