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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德与燕京岁时记（第1页）

《燕京岁时记》是一部记录北京岁时风物民俗的专书，从新年第一天开始，逐日逐月地介绍各种节日、庙会、食物、游戏以及有关的名胜古迹，生动而全面地展现了老北京的风俗画卷。该书作者为满族人富察敦崇（礼臣），作品完成于1900年，刊印于1906年。鉴于这部作品的价值，1961年北京出版社根据原刻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与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合为一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版本。该本的《出版说明》称，《燕京岁时记》“这本书曾有过法文和日文的译本”。据笔者所知，日译本是有的（1941年小野胜年译本），法译本大约并没有，日译本之前有1936年出版的英译本，书名为AnnualCustomsandFestivalsinPeking，译者是美国学者卜德（DerkBodde）。

卜德于1930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他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到北京进修，从此在北京度过了六年时光。《燕京岁时记》的翻译和出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

卜德在北京进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儒家哲学（他后来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译成英文），但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和生活体验的丰富，卜德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异常丰富的，不仅体现在四书五经和其他经典著作中，也体现在老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燕京岁时记》这本书打动他的一点就是“书中一次都没有直接提到孔夫子”，他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虽然形塑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道德，但对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却相对很小，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节日和习俗中。”（“译者前言”）1930年代虽然离敦崇写作《燕京岁时记》的年代相去不远，但其中记录的一些节日已在淡化或消失。卜德在留学过程中对北京的生活越来越迷恋，他的翻译就个人来说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从学术上来说则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老北京的生活，从而让他们从社会底层的方面了解中国的思想。

翻译《燕京岁时记》的一大困难在于其中有太多的专有名词，很难迻译。卜德的做法基本上是直译，遇到个别极难翻译之处则采取意译或部分省略的方法。例如在《灯节》一节中，敦崇列举了多种烟火的名目，卜德一一做了翻译：盒子（smallboxes）、花盆（flowerpots）、烟火杆子（fireandsmokepoles）、线穿牡丹（peoniesstrungonathread）、水浇莲（lotussprinkledwithwater）、金盘（goldenplates）、落月（fallingmoons）、葡萄架（grapearbors）、旂火（flagsoffire）、二踢脚（double-kickingfeet）、飞天十响（tenexplosionsflyingtoheaven）、五鬼闹判儿（fivedevilsnoisilysplittingapart）、八角子（eight-corneredrockets）、炮打襄阳城（bombsforattackingthecityofHsiangYang）、天地灯（lanternsofheavenandearth），如此等等。又如在《九花山子》一节中敦崇列举的菊花名目多达一百三十三种，卜德翻译了绝大部分，个别实在难以传达的只好略而未译，如“汉皋解佩”、“文经武纬”，“沉香贯珠”，对此，卜德在页下的注释中请求读者予以谅解。

卜德在译文中所做的注释大部分是针对原文中一些西方人不了解的人名和地名。如上文列出的烟火名目中有一种叫“炮打襄阳城”，对于“襄阳城”卜德做了如下的注释：“位于湖北省汉水之滨，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卜德在两处注释中还指出了原作者的错误。一处是关于“清明”，敦崇在这一节开头写道：“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54页）卜德在注释中说：“作者这里说错了，寒食应该在清明前一天，清明节如果用阳历来计算，一般在每年的4月5日左右。”另一处是在“戒台”一节，敦崇在原文中写道：“寺后有太古、观音、化阳、庞涓、孙膑五洞，寺西五里有极乐峰。”（57页）卜德在注释中指出：“化阳乃华阳之讹，华阳是陕西的一个县，曾经一度在芈戎的管辖之下，芈戎是宣太后的弟弟，宣太后则是秦惠文王的夫人。芈戎后来隐居在这个洞中，就用以前管辖的那个县的名字命名自己隐居的这个洞。”

卜德的注释不仅具有知识性，也具有学术性。上文关于华阳洞的来历就显示了他的历史考据功夫，虽然没有列出参考文献，但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依据的是《战国策》和《吕氏春秋》。在其他一些注释中，他则引经据典，比如他在解释寒食的时候就引用了《左传》和《史记》中关于晋文公的记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卜德还注意到了当代学者的著述。敦崇在描述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庙东有喜神殿、观音殿、伏魔殿，庙北有回香亭。庙无碑碣，其原无可考。然自雍乾以来即有之，惜无记之者耳。”（59页）针对这段话卜德做了如下注释：“妙峰山是北京周边最受人欢迎的进香之地，但现存的记录却如此之少，实在值得关注。容庚在探讨妙峰山香火起源的文章中，全文引用了敦崇的这段话，作为几乎是唯一的详细描述。他同时还提供了另外一条材料，说明妙峰山早在1629年就已经香火颇盛，因此其作为进香之地完全可以追溯到明朝。容庚的文章刊载在《妙峰山》一书中，该书由顾颉刚主编，1928年出版。顾颉刚在收入该书的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妙峰山只是在清代才真正受欢迎起来，在明代人们最常去朝拜的是离北京更近的五座碧霞元君庙，分别位于北顶、南顶、东顶、西顶和中顶。对这五处地方《燕京岁时记》均有记载。”

卜德对于古代和当代材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一方面固然是基于他日益深厚的汉学功力，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中国学者的指点和帮助，这从卜德在“译者前言”最后开列的致谢名单中可以不难看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特别提到著名学者张星烺（时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洪业（时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卜德的“译者前言”写于1935年9月21日，由此可知他在此前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译本正式出版是在1936年，出版者是当时在北京十分活跃的法文书店，其老板是热心文化事业的法国人魏智（HenriVetch），书店的办公室设在北京饭店。1937年卜德英译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也是由法文书店出版的。误以为《燕京岁时记》有法文译本，也许是由于出版者是法文书店。

卜德的《燕京岁时记》英译出版后，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好评。荷兰的戴闻达（J。J。L。Duyvendak）、英国的魏理（ArthurWaley）、美国的魏鲁男（JamesR。Ware）等著名学者均发表书评，对卜德的工作表示祝贺和肯定。在表扬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戴闻达认为，“压岁钱”翻译成“cashtopasstheyear”固然可以，但没有能够同时传达出其中所隐含的压“祟”（cashtopressdownevilinfluences）的意思。魏理认为将“豆泥骨朵”按照拼音翻译成tou-ni-ku-to虽然不错，但很费解，实际上这是一个蒙古语，意思是肉饺（meatdumplings）。魏鲁男认为将“打冰”翻译成strikingice过于拘泥于字面，gettingintheice在他看来更好一些。

卜德的英译本在中国国内也不乏关注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周作人。他在阅读了英译本和日译本后，于1942年8月19日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的文章（署名药堂，刊于1942年10月1日《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1期）。此文周作人未编入文集，至近年来始收入《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和《周作人散文全编》二书。

在文章的开头，周作人写道：“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原书刻于光绪丙午，距今才三十六年，市上尚有新印本发售，并不难得，但是我有一本，纸已旧敝，首页有朱文印二，曰铁狮道人，曰姓富察名敦崇字礼臣，篆刻与印色均不佳，所可重者乃是著者之遗迹耳。寒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馆诗草》、《南行诗草》、《都门纪变三十绝句》、《画虎集文钞》、《芸窗琐记》、《湘影历史》等六种，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算这《岁时记》，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译本都已出来，即此也可见为有目所共赏了。英译本名AnnualCustomsandFestivalsinPeking，译者DerkBodde，一九三五年（按应为1936年）北京法文书店发行，价十三元半，但是现售加倍了。日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记》，小野胜年译，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发行，价金六十钱也。”接着周作人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就卜德的英译本来说，有以下几条：一、《端阳》一节中描述粽子有一段话：“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不为蛟龙所窃。”（62页）其中卜德将“楝叶”翻译成了lilyleaves（莲叶）是不对的，应该译为Persianlilac。二、《江南城隍庙》一节最后一句话是：“每岁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庙市，都人迎赛祀孤。”（72页）卜德将“祀孤”翻译成giveofferingstotheselonelygods，即以孤为孤神，是误解了原文，“其实这里的神们都不孤独，不但城隍皆有夫人，即从神亦犹官衙之吏胥，徒党甚众也”，所以这里所祭祀的应该是“孤魂”（lonelyspiritsofthedeparted）。三、卜德在译本序言中，根据《紫藤馆诗草》卷首《铁狮道人传》将敦崇的去世系于宣统三年（1911），时年五十七岁。周作人指出，卜德对这份传记材料存在误读，尤为严重的是忽略了其中的一段话：“惟遇隆裕皇太后大事，成服而出，缟素二十七日。”从这段话可知，民国二年（1913）隆裕皇太后葬礼举行时，敦氏尚在，其年五十九。至于敦崇到底死于何时，周作人认为由于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存疑，但“不如译者所说死于辛亥也明甚”。

戴闻达和魏理的文章发表后，卜德很快就看到了，而周作人的文章则是由好友费正清（卜德北京留学时期的同学，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告知后才找来一读。对于中外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卜德基本都同意，但要落实这些意见，只有等待修订再版。在初版问世近三十年后，香港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推出了《燕京岁时记》英译的第二版，其后又于1968年和1987年两次重印这一版本。在为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卜德特别提到了自己早年对于敦崇死期的错误判断，他感谢周作人的指正，同时也很困惑于自己当年为什么竟然会把敦崇“因病请假就医”轻率地理解为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