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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　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　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　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