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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页)

围巾和笔袋又被翻了出来。棕色的手套,厚重的螺旋装订笔记本,这一次都被他暴躁地猛抽出来,地铁图、一把折好的雨伞都被倒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引擎盖上。

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在人行道上跺脚,生气地把大衣扯下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他对那个被清空了的背包做的那样。他脸上有种痛苦的嫌恶表情。我留心着硬币的每一个叮当声,俯身捡起滚到人行道上的两个25美分和几个便士的硬币。行人从肩膀上方扫我们一眼,又无所谓地继续前行。笔记本的纸页在风中翻动。我看着他绝望地掏着自己的裤子口袋,不住地用牙齿划下嘴唇。

“等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试图让他想想最后一次拿着钥匙时的位置,“可能是颜料商店,可能是你在付款的时候……”

“没有,”他自言自语道,沉重地合上眼皮,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这么认为。”他再次睁开双眼,看上去很受挫的样子,“一定是在咖啡馆,我把支票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曾经听到钥匙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回百老汇,但这一次是向南走,从二十八街走向第九街。我们快速地走着,目标明确,留心查看着人行道上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件。走到联合广场,右转,然后左转,接着走到第六大街。哈米精力充沛地迈着大步,为我在人群中开辟道路,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在无数双移动着的脚边搜寻,以防钥匙是掉在这路上的。我们走过了之前的那个橱窗,和一起看过的那条灯火辉煌的小路。同样的商店大门、巨大的百货商店,同样排成一列列的树、背阴的树梢和办公大楼,现在都在我们的左侧,黑黝黝的,还上了锁。

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起我们之前的聊天,一小时前,我们去往百老汇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段对话现在是在倒叙播放,从结束到开始。像是从后往前播一卷录像带,潜意识的信息从嘈杂的声音里浮现。或者往后倒一卷录音带,回放的片段扭曲着,吱吱作响。我的负罪感变得既强烈又尖锐,心脏加快了跳动的频率,配合着我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在回顾中,我注意到了所有在之前被忽略掉的细节。在我带着渴望聊起特拉维夫的海的时候,在我东扯西拉地表述自己在西奈山开车探险的时候。我记起他在那时是怎样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在当下是怎样地无所回应。我记起他在这个路口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还有,就在这里,当我们停下来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现在,我开始调整自己每一个语调和表情,说话前会考虑两遍后再开口,小心地措辞,以防任何由我说出口的英文造成他人的误解。在他说话时,我睁大眼睛看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注意力集中的神情热切地点头。当他侧转身,冲着路的拐弯处一个为骑车人设立的标语牌咯咯笑时——“错路”,上面写着,我爆发出一阵做作的笑声。在我参与的这个搜索钥匙的活动中,我那样仔细地查看人行道上每一英尺,都是为了补偿、为了修复、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然和随意感。

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南曼哈顿所有的熟食店似乎都变成了犹太教的,我还在橱窗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烛台亮在圣诞树中。我们遇上了两个戴着streimel和双边锁的正统派的男人,这条街的前面有一家文身打洞店,里面飘出了雷鸣般的中东鼓的鼓声。又一排的“胡姆斯(1)餐厅”,还有一家街角的小店在卖外文报纸和杂志,包括与阿拉伯标题并排的《以色列晚报》和《Yediot美国》(2)。

我们走进一家寂静无人的酒吧,请求借用卫生间。当我站在女士洗手间的小隔间外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时,忍不住幻想在墙那一边,男士洗手间里的哈米是不是也在读着小门锁上的文字——“有人”,并也同时联想到“占领”(3)。

在我那一连串的敲门声后,一个模糊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稍等。”

此刻,独自站在这里的我重新想起刚刚在人行横道上差点发生的事:沐浴在街灯发出的淡红色光芒中的哈米,突然望向我,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流连,停在我的嘴唇上。我确信他要倾身过来吻我了,我浑身僵硬,无法移动。我记得我们之间汹涌的气流,和那令人颤抖的、几乎就要出现的一刻,但这一刻突然被变绿的信号灯打断了,周围的路人都涌上了街道。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敲门了。

“马上!”

我压抑着自己需要上厕所的急切渴望和脑中响起的恳求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直在等着我落单好抓住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那是诱人的灾难。这就是你在做的事吗?你难道不是已经有一堆烦心事了吗?你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突然感到很需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他在人行横道上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儿的水池和擦手纸器上都没有镜子。直到我把双手夹在大腿间,局促地走到门口,才在急救用品柜黑色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张愁云密布、饱受折磨的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或六年以前。我在特拉维夫搭乘一辆小型公共汽车。车从老旧的中央车站始发,可还没等我们拐过弯到达艾伦比街呢,就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那是中午的时候,这辆小型车里几乎是空的。两名乘客坐在最后,我前面坐着一位女士。司机没来由地厌倦了广播里的音乐,开始快速换台,很多冗词和曲调的片段一闪而过。司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或者什么类似的电台。他停在那儿,并在播报员大声喊的时候调高了音量:“大量的年轻女孩——犹太女人,每一年!”

那是一个米兹拉希老人深沉、温暖的声音,发音时喉音很重。“以色列的女儿们!迷失了的灵魂!”他接着喊,“被引诱去皈依了伊斯兰教,仁慈的上帝!跑去嫁给了绑架她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了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般地捆住。在以色列中部、在北部、在南部……”

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能看到一排蓝色的巴士在夏日的光芒中缓慢地向艾伦比街行进。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姐妹之手——一个由拉比艾伦斯特创办的机构,帮忙解救那些姑娘和她们的孩子,把她们带回犹太教,让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民温暖的怀抱。捐款或者想要接通急救热线,现在就打电话……”接着,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乘客和司机的聊天。我记得她在跟他讲她小姑的女儿——就是爱上了阿拉伯人的姑娘们中的一个:“是她们住在卢德时,家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自纳布卢斯……”

“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

“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

“老天啊……”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

“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

“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

“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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