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第一章悲观者无处可去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后来就谈恋爱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80后,她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人,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