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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后，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却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文帝时，儒生贾谊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

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就一系列命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幸亏景帝出面调停，才未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从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师、信奉儒学的卫绾为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的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便是“罢黜百家”的开始。同时武帝还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武帝采纳。但由于窦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汉武帝执政的第6年，窦太后病逝。弘扬儒学的主要障碍消失，儒学开始活跃起来。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两年后，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举在文人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

与察举制度相关联，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因为太学规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

自汉武帝即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道、佛冲击而未改变，影响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汉武帝的“文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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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卓越的汉武帝曾拥有东北的“朝鲜人参”和西北的“汗血宝马”。

汉武帝的“武功”主要表现在：三次主动出击匈奴、平越、平定南夷、复通西南夷、打通西域、出击朝鲜、征伐大宛。

公元前133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八年，他听取大臣王恢的意见，设计攻打匈奴，但是计谋失败，汉匈断绝和亲，从此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此后，武帝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在这场为争夺土地和荣誉的战争中，汉军将士奋勇拼杀，力克匈奴强敌，其中有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使汉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的英勇事迹，至今广为传诵。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第一章：秦砖汉瓦（4）

汉武帝三击匈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边患尤其是北方边患为国家政权的头号难题，北宋、南宋、明朝均毁于来自北方的西夏、辽、金、蒙古和满清。历史上，汉民族主动出击北方边患的次数并不多见，多为被动防御，汉武帝*匈奴的胜利，为汉王朝的北部边境赢来了数百年的安定。

但大规模的战争不仅将文景时代的积蓄消耗一空，而且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战争使大批青壮劳动力脱离社会生产或战死，都导致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平越的事情发生在他即位的第6年，即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向武帝上书告急。武帝于是派兵从豫章郡、会稽郡出发，夹攻闽越，结果不战而胜。后来武帝又灭了两越，平定了西南夷。

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4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32年和第37年，汉武帝先后派兵征讨朝鲜和大宛。

汉朝时期的东北边地包括现在的辽东、吉林西南至朝鲜北部。

大宛位于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都城在贵山城，有大小城池七十余座。大宛人是土著人，从事农业、牧业、种植稻、麦，多产葡萄酒，并以出产汗血宝马最为著名。

汉武帝的“武功”在保卫国土安全、加强汉民族和周边民族联系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西汉时，中国的疆域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但这种“多欲”的军事、政治举措也埋下了由盛而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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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接受俸禄的官员，不应靠力气谋食，不该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实际情况是：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即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争利。

汉武帝执政时期还有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比如通过削弱丞相的权力来加强和巩固皇权；通过颁布“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来削弱诸侯权力和巩固地方政权；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外交新途径；大规模治理黄河等。

此外，汉武帝的“用人”策略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公元前140年10月，即汉武帝即位的第2年，便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就汉武帝提出的“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连献三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三策”分为：教化之道、人才之道和天人之道。

在谈到教化之道时，董仲舒说：“道”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君主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天道，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四方的蛮荒之地。

君主仁义但乱象仍生的原因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向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来感化他们，就不能阻止追逐财利现象的发生。……要用礼来节制民众，用义来刺激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

在谈到人才选拔时，董仲舒认为：现在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古代的“功”是按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现在却不是这样，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财富，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和耻辱、贤能和不肖。应该定期从百姓中举贤，然后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不同的官职。

第一章：秦砖汉瓦（5）

在谈到天人之道时，董仲舒说：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予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现在的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就很难避免犯罪。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

……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影响很大，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等。除此之外，武帝时代，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他们实行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