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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第1页）

记者：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为什么中日自强、维新结果迥异

袁伟时：从1874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借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的台湾没有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甲午）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一些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汲取，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推翻幕府就是长州藩、萨摩藩领导下，与天皇结盟取得的。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没有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明治维新开始时天皇发表的《五条誓约》就宣告：“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求知识于世界”。不久，就学习西方，在全国范围内建构了新式的国民教育体系，现代科学技术得以源源不断流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步展开。而中国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近年流行一个说法：科举的废除把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良好制度搞掉了，内容变一变，考现代学术、文化不就行了吗？其实，废除科举后，清政府也实行过本国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类似科举考试的制度，主要考新学，按成绩“赏给”进士、举人等头衔。可是，没有几年就受不了啦。道理很简单，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即类似后来的公务员考试。当教育逐渐普及，就业渠道多样化之后，既容纳不下那么多“候补官员”，也没有必要保留这样的独木桥。1905年宣布的过渡的办法也颇为稳妥，那些秀才、举人们年轻的重新学习，年长的尽可能安排到学堂教书等适当的工作。这个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说废除科举，导致士绅阶层不稳定，从而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书斋中想象出来的假问题。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商业化，士绅阶层的构成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和商业化水平提高而变动，社会可以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在新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如果这个进程不顺利，那是另有原因，与废除不废除科举无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没有太大意义。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或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北洋海军的腐败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只看到这一层还是表象，更本原因是制度。

记：以科举为基础的制度？

袁：是整个宗法专制制度。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其中挪用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同治年间是1862—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一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有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政府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皱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慈禧权力欲很强，几次选择皇帝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尽挑小孩。同治皇帝（1862—1874）六岁登基。1874年同治皇帝龙御上宾，选择光绪继任，年方五岁。1903年，她快咽气了，又拣一个三岁儿童当皇帝。在皇族里面，有比他更强的。比如恭亲王的孙子小恭亲王溥伟，那时候已20多岁，相当能干；但是她就不要，宁可选择一个三岁的孩子。绝对专制的政体下，国家命运取决于个人。这同日本的对比就很明显。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是要比中国走先一步。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大致上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的失败。

又如，报刊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柱，19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有《读卖新闻》，1874年创刊，现在还是日本第一大报。更早一些是明治维新开始那一年（1868）就创办了《中外新闻》《日日新闻》等报刊。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报纸。这也是制度问题。

记：《读卖新闻》是谁在办？政府还是民间？

袁：是日本的民间资本。

记：中国早期的报纸大都是传教士李提摩太一类人办的？

袁：对。当时也有中国人私人办的报纸。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但是只能在香港办，在内地办不了。甲午之前，主要还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1872年创办的《申报》，是外国人办的。在现代社会，传媒很重要，报刊的言论自由很重要。甲午战争中，《万国公报》等报刊，尖锐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北洋海军的腐败，也揭露了各个方面的对私营经济的不合理限制等等。这些都是外国人办的报纸。但是有中国人参与，包括蔡尔康他们都参与了。但是主要是外国人。

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有民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明治维新，最初是想建立一个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后来慢慢开放，有了一个比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国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体制变革。于是，最高权力失去制约，一切大事慈禧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机制的恶果是一再酿成大灾难，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体制方面的原因。

经济道路的选择，也很致命。清政府坚持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所谓的自强、同治中兴，就是发展官办的军火工业，或者搞点民用工业如纺织厂什么的也是官督商办。路子错了。日本开始也和我们一样主要是官办，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发现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他们开始卖。清帝国是一条死路走到底；而日本则一发现路子不对头，就赶快把国有工厂卖掉。

记：而且是很廉价地卖。我在想，放在今天，会不会也被攻击是国有资产流失。

袁：对啊。当时在日本也引起一场风波，双方斗得很厉害。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暂时的国有资产流失，从长远看对国家发展很有利。首先是甩掉了财政包袱；其次是吸收劳动者就业；归根到底是促进了社会转型。

弄清上述制度性的差异，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甲午战争中国会失败、日本会战胜。

双输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31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见到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翰林院也烧掉了。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两亿三千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个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