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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思危 2（第1页）

怎么办？

只杀魏忠贤、许显纯等少数几人，不杀阉党文臣，只驱逐阉党文臣，行不行？

那就是一切都符合了东林党的心意，是自己这个皇帝沦为了东林党的打手，让东林党在党争中彻底胜利，使朝堂上东林独大！是在野的东林文人蜂拥涌入朝堂、商税矿税一文也别想收上来、大曌财政崩溃、走向灭亡！

不杀阉党文官，大部分也不驱逐，把他们留在朝堂，与东林共存呢？会得到一个平衡的、有效率的朝廷吗？不会！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水火不容！到时候自己这个皇帝的脑浆子都会被吵出来。而且魏忠贤死了，朝堂上的东林更会振奋百倍的吵，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吵，必须“众正盈朝”的吵，必须让皇帝听话的吵！----而这仍然不是最大的危害。

最大的危害是对天下读书人形成的娇惯式的毒害----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东林，连阉党文官都会感觉到皇帝的宽仁或者说面对文人集团的软弱。所有的读书人都会感觉到士林舆论对皇帝的威力，感觉到“刑不上大夫”这一传统对皇帝的威力，感觉到他们口中“宽仁”、“暴虐”、“明君”、“昏君”等辞藻的威力，感觉到仗恃。恶果就是，从此，能够对国家百姓有用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少；飘飘然、高高在上、觉得就算贪渎了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最多卷铺盖回家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多。

在自己建立班底、掌握一定的武力之前，自己不管面对没了魏忠贤阉党威胁的东林复社，还是其他的文官朋党，看似皇帝金口玉牙，实则很难有什么话语权，自己说出来的想法都不会有什么说服力，更别说执行力----无论是大曌万历年间还是史书上的崇祯年间，无论是顾宪成还是张溥，以他们为首的东林、复社对舆论和选拔官吏的操控达到了什么程度？

文官集团互相之间“党同伐异、坚决把对方赶出朝堂”、“为了反对而反对”对朝政的掣肘、对国事的败坏，彻底消灭了明末复起的任何希望。

极为危害华夏。

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具体是什么样子、什么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危害，看看大曌前几年的一系列大败就知道了。

脑海中的史书，明末天启、崇祯之时，辽饷加派沉重，却全压在升斗小民身上，民变因此四起，大明腹心生患。

眼前大曌呢？几乎一般无二！

与史书相映成趣！恶趣！

在被东金严重威胁、被北虏骚扰抢掠的同时，很像彼世史书上的大明末期：巨量的辽东军饷被加征到穷家小户身上的同时，成群的流浪农民犹如架好的干柴，已经时不时地冒起火星！只是还远未达到彼世几年之后高英祥、李自成动辄聚起百万流民席卷数省的程度，还只是点点火星。

但这巨额辽东军饷映衬下的点点火星足以让人确定，大曌内部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顶点，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太多。仍然有地的农民也承担了远不是他们该承担的巨额赋役。

而武勋皇亲、文臣武将、士子乡绅、富商巨贾则占尽了天下良田、占尽了开矿、经商的暴利，盘根错节地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聚集了天下九成的财富，却仍然不愿意纳一点点田赋和商税，使国家财政每况愈下。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最明显的，朝堂之上，谁若欲让这个特权阶层纳税，立刻会被攻讦为“与民争利”的贪鄙小人，这种攻讦从万历中期开始益发剧烈，“自己”的“爷爷”万历帝因为商税矿税就被君子清流们骂的狗血淋头。

除了还没发展到民变四起的程度，或者说民变还没有达到彼世两年后的程度，此世此时，大曌与脑海中彼世史书上的一切几乎并无二致。

东林党本身就是不纳税不服徭役的特权阶层的一员----此大曌同样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三才，骂万历帝骂的最起劲，以反对征收商税矿税而出名，自己却生活奢靡，与豪商来往密切、饮宴不绝；最是反对向商人矿主征收商税矿税，但是对令穷家小户破家析产的沉重赋役却提也不提，他口中所谓的与民争利、民不聊生，只是针对商税矿税而言。

见微知著，此方世界，显然不止东林，几乎每一个取得功名的文人身后，都有一个迅速富起来的、不纳田赋不缴商税的家族，主动自我反省、自我革新的可能性极小，微乎其微。

万历中后期，顾宪成进入主管官员的吏部为官之后，吏部与言官呼应，在朝官员与在野士林呼应，东林党开始咄咄逼人，甚至利用“京察”考核官员之机，极力排斥异己，极力想要独占朝堂。

齐、浙、楚诸党或说与东林意见不同的官员自然不愿坐以待毙，于是抱起团来殊死反击。

朝堂之上因此恶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