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执事妻子斯蒂芬斯夫人陷入了沼泽地。她很快就发现菲英岛上的泥水冰冷刺骨,但被一个来自达卢姆的醉汉救起。由于阶级仇恨的蒙蔽,她把这个人当成了魔鬼。
异教徒的自然观(2)
在穷人和上层阶级之间这些或多或少有些自发的对抗中,有一种根本的社会冲突。作为无产者和父母卑微的穷人,安徒生有资格去描写这种冲突。尽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被迫隐瞒和掩饰自己原来的贫寒出身,但他不能够对此袖手旁观。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安徒生的社会本能。尽管从1825年一直到1875年去世,他都是丹麦上层社会的成员,但这种内心的社会本能绝不会被削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每年他都很悠闲地生活在丹麦领地的各色的宅邸中,而且在首都,他每周都要参加宴会。这就是说,每天下午在奔赴皇家剧院或卡西诺赌场的固定座位之前,他都要和一个丹麦最上等的家庭共进晚餐。这位作家和这些人都有私交。在社会等级上,他们都比他的地位高得多,而且表面上比他更有教养和学识。同时,安徒生偷偷地近距离观察他们,并把他们写进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人隐藏在各种有效伪装下的丑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安徒生表面上使自己表现得多么保守和忠诚,他多少都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他不是用招摇的枪支、鲜艳的旗帜或是革命性的话语,而是用他不可替代的故事,主持一场“针对表像和现实的愉快的末日审判”。
他似乎应该已经觉察到自己是他所处阶级的叛逆者,至少是和这个阶级决裂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40年代当安徒生用几年时间来创作小说《两位男爵夫人》时,有关相对没有忧愁的他对作为躺在贵族床上的穷人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在德国与一位公爵共处时开始创作这本小说,却在菲英岛的格洛鲁普庄园里完成了它。在那里,他睡觉时头上戴着伯爵的九角头冠,脚上裹着丝绒,每天享受着诸多服侍和舒适。从他小说世界的结构中,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在小说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惬意的贵族和地主眼里的世界。相反,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些将要死于饥饿和压迫的农民之中。作者对于农民和上层之间关系的态度与他当时寄给国内外男女恩主的奉承信件相距甚远。那些信的开头通常都是:“最高贵的公爵夫人”或“亲爱的、尊敬的伯爵夫人”。
安徒生清醒地意识到贫富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深深扎根在安徒生的性格之中,尤其与人们对待他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1819年至1822年间,安徒生怀着对戏剧的全部渴望,“纠缠”着哥本哈根最尊贵的家庭。他穿着滑稽的衣服出现在这些家庭中,而且当他连续几个小时又唱又跳的时候,让他们大笑不已。与此同时,这个“自然之子”用深陷的小眼睛观察着他的观众。有时,他会看穿这些人并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多么无知和虚伪,但并非总是如此。19世纪20年代,有一天晚上,在亚当?奥伦施拉格的家里,在所有人又一次取笑安徒生没有掩饰住外乡口音的戏剧朗诵之后,奥伦施拉格不得不安慰这个因嘲笑而受到伤害的男孩。这位丹麦大诗人劝告他的年轻客人。但是,他忍不住用道听途说的话来取笑这个可怜的孩子:“真奇怪,菲英岛口音仍然没有日德兰半岛口音受尊重。不过,人们说上帝和天使用菲英岛话进行交谈,但是只在星期日!”
在哥本哈根的头几年里,当人们哄堂大笑地嘲弄他时,安徒生认识到嘲笑常常取决于社会地位这一事实。在菲英岛一位乡村牧师17岁的女儿的信中,记载了这一点。在1822年,这位乡村牧师的女儿来到哥本哈根拜访与科林家族关系密切的姑妈。她在信中说在哥本哈根的社交圈里,人们都看不起这个来自菲英岛的男孩,而且她能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甚至韦斯特?斯科宁吉一位牧师的女儿也不得不对这位诗人大加嘲笑:
“问问奥蒂莉她是否记得那个欧登塞小鞋匠的儿子,他曾给他们表演过喜剧。现在,他在城里写戏剧和小说,有时把它们大声地读给我们听。其中有些地方很精彩,但总体上全都是些令人讨厌的废话……明天他还会来读。我期待着,要是我能忍住不笑就好了,但那实际上不可能,因为他太可笑了。”
即使在《帕尔纳托克墓地的幽灵》这种早期的著作中,安徒生也明显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任何达官贵人和地主相比,平凡的、与自然相协调的人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拥有和表现出更多的富有。安徒生敏锐地感觉到社会冲突与对抗可以用绘画和戏剧表现出来,于是便把全部的同情心倾注到了这些大自然的孩子身上,在这个例子中,即热根身上。在一个气氛愉快的场景中,热根和斯蒂芬斯夫人进行过讨论。斯蒂芬斯夫人会说法语,但是,她肤浅的学识很快就证明她在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相反,有时,农夫热根主张动物就像人一样有许多常识,除了人以外,没有什么会否认动物有自己的常识,因为人太骄傲和太有偏见了。此时,热根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因此,斯蒂芬斯夫人事实上被贬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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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徒的自然观(3)
这就是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早期充满活力的观点。他绝不会忘记,动物有时能够像人一样有判断力,偶尔还比人拥有更多的感情。他也记得,北方曾经在弗雷亚女神、雷神托尔和英烈神祠的所有神灵下被统一起来,而这在他第一本书的最后一篇中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女人(1)
戏剧《阿尔夫索尔》讲述了一段“北方高贵而坚贞不渝的爱情”,表达了年青剧作家的准确印象,尽管这首素体诗听起来确实有点做作。一些过于华丽的韵律会把情节变成一本纯粹的连环漫画。
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世纪早期,当时哈罗德?布鲁图斯开始对未开化的丹麦人进行基督化。国王的女儿阿尔夫索尔被她的父亲———一个沈浸在悲伤中的鳏夫———从北方的日德兰半岛送到了挪威,向诺恩斯女神寻求关于自己未来婚姻的建议。这次旅行结果成为一次致命的旅行,因为这个出现在崎岖重山的“像百合花一样娇嫩可爱”的女孩激起了两个人的情欲,使年轻无畏的哈罗德与头发花白的老西格德?林心神不安。年轻的安徒生通过流氓斯纳尔把各种狡猾的诡计成功地插入到情节之中。凭借这些诡计,戏剧很快地完成了整整5幕。在这5幕中,对于爱情的美好感觉却变成了破裂的族系关系、家族争斗和战争。
就像史诗时代的故事常有的那样,戏剧的结局是所有相关人物的横死。爱情就是战争,而且在最后一幕中,一艘燃烧的战船起锚远航,装满了硫磺、树脂、强盗和许多勇士的尸体。在这个充斥火焰和烟雾的地狱中,一个被拒绝的求婚者看管着新娘阿尔夫索尔的尸体。因为阿尔夫索尔的自杀,没有人能得到她。“这样对一个国王也很体面/死去然后拜见英烈祠的主神奥丁。”落幕。
但是,在世界毁灭和落幕之前,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作品中最美的一对恋人:阿尔夫索尔和哈罗德。他们是安徒生还是一个天真无知的男孩、还没有认清自己性别的程度和本质时所创造出的人物,当时他对异性还没有强烈和本能的害怕。因此,在《阿尔夫索尔》中,我们能够看到对男女之间忠诚高贵爱情的力量的罕见、理想化和极其优美的描写。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男女之间的结合都带有一定的情感错位。在剧中,老指挥官西格德有一次说道:“温柔的女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哈罗德和阿尔夫索尔不仅拥有纯真,而且本身是具有双性潜力的处子。哈罗德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阿尔夫索尔是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哈罗德是个敏感多虑的男人,有时也会发怒。阿尔夫索尔不得不提醒他: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男人。“站起来!跪着成不了英雄!”哈罗德听从了阿尔夫索尔的话,因为她是超越一切人的女人。在这个悲剧中,她被两个男人说成是弗雷亚女神美丽无比的姐妹,在她的血液中流淌着托尔和奥丁这些男神的成分。那就是她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采取行动的原因。“任何事儿我都敢做,北方的女孩也可以死得像个英雄!”
这就是安徒生第一本书的结尾:在北海上,一艘燃烧的航船上装满了战争、性爱、爱情和悲壮的死亡。同时,阿尔夫索尔聪明的弟弟英奇深刻地研究了人类的状况,试图去总结和解释悲剧对生死的残酷和随意挥霍。他说,悲伤和快乐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在生命中挽手漫步。英奇说,这种“相连的智慧”是我们人类不应该打破的。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忍受它。“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那么欢乐是什么呢!”这些话后来在安徒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1822年的首次亮相光彩照人,极好地反映出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3种文学类型:自传、童话和喜剧,但是却从没有得到任何的关注。也许,他当时为数众多的资助人一致同意彻底保持沉默,以此来压制威廉?斯里斯蒂安?沃尔特的《年青人的努力》。或许,克努德?林恩?拉贝克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当时的文学圈子施加影响,禁止提及和评论这本书。这种宣传只会把更多的想法装到这个男孩困惑的大脑中。现在,他被轻而易举地送到了斯拉格尔斯文法学校博学的校长西蒙?米斯林那里。詹斯?巴格森和英吉曼都曾经在这个学校学习。校长曾经被吩咐过,要好好教导这个安徒生,他的脑袋曾经给颅相学家和慈善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在这个高高的额头后面,不仅有自负的梦想,还有诗歌、勇气和出风头的意志。安徒生有他自己的动力。在他17岁时的第一本书中,这种动力通过男人气的少女阿尔夫索尔表达出来了:“以瓦尔哈拉神殿中弗雷亚女神、雷神托尔和所有神的名义,我发誓,没有哈罗德,毋宁死。”
当安徒生离开首都的时候,创作是他要完全放弃的一个底线。现在,这个年轻人的童话人生将要翻开新的一页。1822年10月26日,他在美丽的秋天中乘坐邮车向斯拉格尔斯进发,开始和那些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在启程前,他去国王新广场的乔纳斯?科林家里,向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女儿英吉伯格、路易丝告别。安徒生的这位新资助人对他说,“有什么需要就写信告诉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女人(2)
不用说,安徒生肯定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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