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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莫大于心死。这些自杀的人群中,有的是病于己,有的是病于时,但都是心死人死。说到底,人还是脆弱且可怜的,作家尤其神经质,总觉得自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亦难以和世道人心妥协。作家的自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有谁敢轻言死事?有谁肯狠心抛别亲人?有谁愿意舍弃这人间无边春色?卢照邻活着,一定是觉得生不如死,所以才毅然决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五悲文》和《释疾文》里,透露出他决意了却残生的众多信息,“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嗟不容乎此生”,“恩已绝乎斯代”,笔下充满了悲凉、悲愤和悲哀。与亲属诀别之后,他纵身一跃,投入茫茫颍水,委身鱼腹,一死解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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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骆宾王: 曲项向天歌(1)
骆宾王:曲项向天歌
我崇尚性灵的写作。灵感的火花在刹那间释放的能量,是创者自己也无法估量的。公元626年的一个夏天,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池塘边,面对一群戏水的白鹅,而被长辈要求即兴吟咏,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临池而作的涂鸦小诗,易懂好记,朗朗上口,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儿童启蒙的阅读范例,拥有超过了十亿甚至更多的读者。
这个孩子叫骆宾王。因为一首小诗,亲戚朋友们众口相传,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其中有没有父母家人的点拨、老师同学的帮助,不得而知,但这首诗确实被定格为一个七岁孩子的独立作品。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乃至到现今,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总会在孩子面前称赞他的天赋文采……中国是个盛产神童的国度,神童也常常被作为标准,成为孩子们喘不过气来的一个精神压力。唐朝的小孩子,有条件的人家,常常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安排其苦读前贤大作,经典文章,虽说囫囵吞枣,狂填猛塞,日久天长,有些慧根的,竟也可在几年之内,做出一两篇像模像样的文字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骆宾王的少年天才来看,他似乎拥有着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辉煌未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满天下的天才儿童,后来却成为身戴枷锁的阶下罪囚,再往后,成了一个全国通牒、严旨缉拿的“首恶分子”。
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少年神童,已是一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青年俊才。曾经进入道王李元庆(李渊第十六子)幕府工作,道王时任豫州刺史,三年之间,骆宾王凭借他的锦绣文章和诚朴忠义,赢得了赏识。李元庆十分喜爱他的才情,令之陈述才能,以备荐举。人生难得遇贤达,更难得的是上司慧眼识人,量才起用,将一个人摆到与之相适的层面上去发展。为此许多人不惜争取各种机会,引起上司的关注与瞩目,稍有些心机的人,多是闲闲用力,缓缓图之,伺机而动。可是,面对这样难得的升迁机遇,骆宾王交了一篇《自叙状》,居然文不对题地大发感慨,声称不愿“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而是要通过建功立业以图进取,结尾是“不奉令,谨状”。很明显地,骆宾王不但不领上司的情,而且毫不客气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旁人眼里,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一个异端!简直是不识抬举!
好运擦肩而过,骆宾王依旧喜欢与书为伍。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说,谋职仅仅是为了解决生活之需,读书和写作才是生命之道。脱离表面阅读,深入浩瀚文海,追溯于古代贤哲,责问于当世人情,抒怀于笔墨纸砚,回归于纯正真实,这是历代书生们相继绵延的价值标杆。只有笔下游走的文字,才是抚慰才子们孱弱心灵的鲜美鸡汤。就着寒夜青灯,手执十寸狼毫,胸怀万种风情,骆宾王写下了一首首清丽别致的诗作,也写下了著名的《帝京篇》:“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万户千门、大道青楼的长安生活情状,尽收笔底,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汩汩才情如海浪滔滔,一泻千里,“当时以为绝唱”。
骆宾王善咏风物,不仅咏过鹅,还吟过蝉。那是在他成年之后的事情了。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首诗与咏鹅同样著名,只不过没有了当初孩童的天真稚气,也不是在池塘边所作,而是作于不见天日的牢狱之中。骆宾王在官场混迹十年,位居下僚,官职平平,突然被擢为侍御史,又突然被囚禁,失去自由,生死难测。在武后临朝的时代,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有许多是酷吏与阴谋家。骆宾王屡屡上书,一定触动了权贵们的敏感神经,于是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枯坐暗牢之中,一声蝉唱,托物寄兴,含冤负屈,何尝不是他心中一曲悲愤沉痛的哀歌?
关于骆宾王这次写诗的背景,也就是入狱的原因,作者含糊其辞,但是从新旧唐书的骆宾王传记里,可以看出些许眉目,也很有趣:
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
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新唐书·卷二百一》
仔细看一下,同是记述唐朝正史的两本集子,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旧唐书》对骆宾王整个持否定态度,落魄无行,又因为贪赃不洁,所以坐牢蹲大狱。而《新唐书》对骆宾王的品德没有怀疑(与裴行俭之间的事情,也可以从骆宾王的《上吏部裴侍郎书》中得到印证),只是由于上疏言事,指责酷吏,而招致牢狱之灾。写史文人的笔,的确厉害,可以置人于万丈悬崖,进退无路;也可还人于柳暗花明,清白林泉。同样的一群梁山汉子,施耐庵写了《水浒传》,俞万春写了《荡寇志》,文笔都好,结构都精,但主观意图不一样,一正一反,一真一假,令人扼腕长叹。不过,《水浒传》深入到了坊间,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而《荡寇志》只有少数的研究者才会选择去读。正义忠奸,有时是要时间来证明、辨别的。
从少年神童到阶下囚,这条越走越窄的人生之路,骆宾王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带给了他无限的苦闷。他在咏蝉诗里关于“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浩叹,一半是针对自己的无辜与不幸,一半是针对当时的非常局势。武后临朝,专横跋扈,任用酷吏,在扫除最头疼的障碍,制造最骇人的血案之后,开始实施她蓄谋已久的女皇梦。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止,武则天做皇帝了!整个大唐的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风云之变唬住了,惊呆了,尽管有许多人心里在咒骂,在呐喊,但在沉寂的大街上,在血腥的罗网中,没有多少人敢吼出声来。少数人开始写赞表,上心得。更多的人在醉酒,在躲避,在装病。武则天的登基,成为天下苍生惊悸不已的一个噩梦,小民百姓可以想象皇宫内的储位之争,党派之争,但没有想到,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将儿子顺手推下,坐上那把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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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骆宾王: 曲项向天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