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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咎由自取的梁元帝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生于天监七年（508）八月，在家排行老七。他的出生可以说纯属偶然，当时她的生母不过就是个地位低下的采女（形同宫女），有一天他老妈随侍在萧衍身旁，结果一阵风吹来把帷幔连同她的裙子都给掀了起来，春光既已乍泄，看在眼里的萧衍冲动之下，“意感幸之”，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萧绎。

萧绎也是兄弟们之中的佼佼者，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还在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萧衍问他在读什么书，他答曰：“可以背诵《曲礼》。”萧衍就让他背诵一下，结果这小家伙很轻松地就背出了上篇，在旁的人莫不惊叹。不过可惜的是，在外表上萧绎却具有极大的缺陷，他小时候患眼病，萧衍于是便命人为他调治，可是却未见效果，“遂盲一目”，不过萧衍对这个独眼龙的儿子反而更加疼爱了。然而，残疾之外再加上其母地位卑下，这些可能正造就了萧绎的阴暗性格。据说，萧绎曾经有一个宠姬徐氏（成语“徐娘半老”便出自她），此女好妒，有一次她便以“半面妆”去见萧绎，显然她是在拿萧绎的眼睛开涮，结果被盛怒之下的萧绎亲手杀死。

萧绎在其所著《金楼子&；#8226；后妃篇》中，也用煽情的笔触详细记录了其生母阮修容的生平。她本姓石，阮是萧衍赐的姓氏。萧绎说母亲修养很好，少女时代就能诵读《三都赋》、《五经指归》等文章，而且在萧衍的影响下，她的佛学造诣也很高，善于修持《杂阿毗昙心论》，研究之精深无人能比，“一时称首”，号为第一人。她还自己撰写了《杂心讲疏》，而且还善于相术；作为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她的为人处事也很老到，对于自己的儿子也是谆谆教导。虽然我们不免怀疑萧绎对于母亲的赞美有些过分了，但是无疑她的母亲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这也许正可以解释为什么萧绎才能够像自己的大哥、三哥那样文才出众。因为作为皇帝的儿子，同父亲相处的日子那肯定是有限的，而这时母亲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或许正是受来自父母两方面的影响，萧绎“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在兄弟们当中也算第一流了。有一次萧衍问他道：“当年孙策在江东创业的时候，你知道他那时多大吗？”萧绎回答说“十七”，萧衍道：“正是你现在这个年纪啊！”可见当爹的对这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所以他也跟萧纲等兄弟一样，从小便被父亲赋予了过分的权力——六岁的时候，被封为湘东郡王，食邑二千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最后他在太清元年（547）40岁的时候，　“太清元年，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如此他便掌握了割据一方的实权，自然大大刺激了他的野心。

当“侯景之乱”爆发时，他更被加封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受命征讨叛军。可是这时各雄霸一方的萧家子侄们却各怀其志，以至先行火并起来。其中，当萧绎向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萧统的儿子）征兵时，萧誉却不服从命令，结果萧绎就乘机攻灭了萧誉；接着，他又乘势攻灭了兄弟邵陵王萧纶。随后他便派出部将（勇猛的）王僧辩东下去*侯景，在陈霸先等人的配合下，侯景最终天正元年（552年）被平灭。

其实，在侯景之乱发生后，萧绎的态度很不积极，他“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身在蜀地的老八萧纪想要领兵去为父兄报仇，结果在半路上被萧绎所阻止。终于，当萧绎基本控制了南梁的大局后，他便于天正元年宣布即帝位于他的老巢江陵（今荆州），并改元承圣，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承圣元年。当时，群臣中有人建议将都城徙回故都建康，但被他否决，这也为他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而也就在即帝位之后不久，老八萧纪也便于益州称帝，这当然是摆明了要和老七分庭抗礼，于是萧绎随即派兵前去征讨萧纪。而更可悲的是，当时萧绎自知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老八，于是他便请求敌国西魏联合出兵，所以当萧纪被消灭时，益州也便落入西魏之手。到了承圣三年（554年），萧绎给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丞相宇文泰写信，要求按照旧有版图重新划定疆界，可是由于他言辞傲慢，结果激起了宇文泰的极大不满。很快，西魏便派出了大军进攻并包围了江陵，梁军不敌，于是萧绎于承圣四年不得不献城出降。当时，萧统的第三子岳阳王萧詧依附于西魏，他为了报兄长之仇，于是便把自己的七叔拿土囊闷死（这和萧纲一个死法，大概当时流行这个），时年四十七。而同时被害的，还有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江陵也因此遭受了惨重的浩劫，西魏军“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得到这样一个悲剧的结果，可以说这完全是萧绎的咎由自取。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萧绎可谓是不惜一切残酷的手段，而这也正是当时的时代特色吧。不过萧绎更愚蠢到引狼入室、引火烧身，这就让人对他减却了很多同情之心了。而就在西魏兵临城下、皇城危在旦夕之际，萧绎趁巡查城防之机，仍然不忘在城头与群臣“口占为诗”，发发诗情；当时有人劝他把狱中的几千死囚特赦，让他们加强守城的力量，可是他偏偏一意孤行，反而命令将这些死囚用大棒全部击杀。

除了昏蒙、狭窄之外（更如焚书），萧绎的为人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善于矫饰，也就是特能“装”。于生活作风而言，萧绎喜欢标榜自己，“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他一向读书很勤，昼夜不辍，即使在休息时也让人在一旁诵读，可是如果让他听出伴读者的错误，那么这个人定要倒大霉。

文学方面也是如此，萧绎的文风和喜好本来也和萧纲一样，都可以归入“宫体诗人”之列（如所作《*秋思赋》等），萧纲有一次在给七弟的信中就称：“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可见在萧纲的心目中，老七也是自己这条船上的；但是在文学思想方面他却说过很多比较正统的话，就如萧统一般，甚至在著述方面他也颇多可取之处，正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亦不当因人废其言。

萧绎也是继承了老爹的优点，著述甚勤，且涉猎广泛，“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另外，他还编撰了一部重要的子书《金楼子》（“金楼”是他的自号），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成于众手的杂家著作相比，《金楼子》乃系萧绎一人独力完成（他向来瞧不起吕不韦、刘安请托别人代笔的做法），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动手搜集材料并逐年撰写的一部力作，而也是他至今硕果仅存的一部著作。

萧绎的悲剧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萧衍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子不教，父之过”，也许正是由于他太过于溺爱儿子们了，也赋予了他们过多的权力——显然，后世的废除分封的中央集权政策还是要高出一筹的，也是接受了这些血的教训。矛盾经常会集中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萧绎正是这种典型，正因为他还有颇多可取之处，所以说他的人生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南朝政权为何均短命呢

七、他的悲剧及带给后世的思索

1、南朝政权为何均短命呢

在我们认真分析南梁的败亡之先，我们似乎也应该想到整个南朝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不够重视对于分裂时期的历史的分析与理解，以为那只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变态而已，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结果。可是这样的解释就过于简单化了，用现代的观念看，制度几乎是决定一切的。

南朝政权为何均短命（四个朝代当中最长的也不过60年）？黄仁宇“大历史”的观点就给了我们一种比较有价值的思考，也即是他认为政治尤其经济制度主导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态势。根据这一原则，若总结南朝诸政权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则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方面：南朝普遍实行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因此地方豪强的势力非常庞大，他们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固；一旦他们野心膨胀或对朝廷有所不满，便往往兴兵谋反，或者联合其他较强势力，颠覆中央政权。比如南齐时发生的“唐寓之事件”，就是地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中央权威的一次挑战，最终政府被迫妥协。

第二、政治制度方面：南朝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很不成熟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皇帝的诸子、诸亲信大臣往往都掌握有相当强的军政实权，这就往往使得他们政治立场容易发生动摇乃至野心膨胀，最终扩大了他们与皇权之间或者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以至酿成兵祸。这从萧衍父子的例子中就不难看出。

第三、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南朝时期本来就多社会、政治动荡，因此很容易便会在动荡中形成较强大的军阀势力，他们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然而朝廷又不能不依仗他们维持既有的局面，最终受到朝廷猜忌（或本怀野心）、骑虎难下的他们往往就会取旧政权而代之。比如刘裕建立刘宋、陈霸先建立南陈都是这种形式。

第四、君主自身方面：南朝皇帝中，除开国皇帝外，基本多是些昏庸无能之辈，他们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也容易被手下所控制，最终以至丧失掉自己的政权。比如那位被萧衍废杀掉的齐帝萧宝卷。

第五、传统政治因素：南朝时代政权更迭频繁，这就膨胀了那些握有实权者的野心，而且朝廷也往往对他们很不信任，一旦不需要他们时，往往就会加以贬抑，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就萧衍及其父兄的例子中可以见出。

这些只是南朝的一些自身因素，北方强大的外敌威胁也是不能忽略的。总之，这个问题既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具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历史现象，而应该具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由性。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南梁的败亡或者说萧衍的败亡并不应该全由他一人负责，虽然这不是必然的，但亦非偶然的，时代的悲剧特色从根本上加剧了萧衍的人生悲剧。

如此，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平志愿的追求——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2、惟学为能变化气质

从梁武帝萧衍的一生看来，他前后期的表现自是颇为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虽然仍可谓是一个富有文武才艺的难得之士，却又难免有些雄猜阴狠、善弄权诈的政客作风，而且他也是一个热衷权势、贪恋女色的人物。然而，自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诚的佛教徒。这似乎有些让人不解，难得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他的善于“伪装”吗？

清代学者王鸣盛对此曾指出：“梁武帝本齐明帝之谋主，代为定计，助成篡弑。后竟弑其子东昏侯宝卷，伪立其弟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明帝之子宝源、宝修、宝嵩、宝贞，又纳东昏侯之妃吴氏、余氏以为妃，乃舍身奉佛，以麦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又说：“愚谓帝之信果报，正为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十七史商榷》）。也就是他认为萧衍有一种赎罪的心理。

而且他也颇让人诟病的是，在台城被困的最后时日，他为了求生，遂不得不自破戒律，食用了鸡子（鸡蛋）。而他死得更可笑，就在他弥留之际，他已不能进食，“疾久口苦”，这时他便向侯景索要蜂蜜，可是被拒绝，一直忿愤而终。这的确让人有些百口莫辩，只是我们却不得不说佛家的素食传统本就是萧衍开创的，他能够以身作则、始终如一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偶一破例，似乎也是他本人的一点“自由”。不过在那种家国破碎的非常情势下，他或许并没有拿出足够的气节来，尽管他也为自己破戒而内心痛苦，可是这终究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愈至他的晚年，他愈加昏悖有加、怠于政事，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这一点也很像乾隆。可是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他的（清谈误国）批评、攻击就有些不尽情理了，也把萧衍在政治上的失误与文化上的贡献混为一谈：“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

孔子云：“仁者寿，智者乐”。其实，不管萧衍称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但起码仁者的贤名还是非他莫属的，他曾经那样地信奉道德感化的力量。尤其，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指出的那样：“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也许正是长期的倾心向学与帝王的责任感，才促使萧衍在登基以后思想与行为上产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

3、巨大的历史影响

萧衍对于中国文化、文明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乃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当时其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也曾感叹道：“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种斯文的向心力自然与萧衍的努力分不开。

说到最为直接的影响则莫过于文学方面，萧衍父子无疑带动、熏染了后世最高统治阶层的风雅爱好，像他们之后的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人都非常崇文，而唐朝文学的繁荣又离不开唐太宗的巨大影响力，“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说到政治制度方面，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广博繁复的隋唐制度不外乎有三个来源：一是北魏和北齐，二是南朝的梁陈，三是西魏和北周。而实质上，梁朝乃是继承创作而陈朝只是因袭不变而已。因此说，若没有萧衍的政治开创之功，也就难有后世隋唐制度的完善。

再具体到学术思想方面，萧衍“三教同源”观念的提出，亦可谓影响深远——它对于佛教地位及其与儒、道二者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便为佛教在中国赢得了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崇高地位。萧衍也是继释家慧远之后真正使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者，可是偏偏有后世佛家弟子不认同作为政治失败者的萧衍，编造出一段他和达摩祖师话不投机、不欢而散的故事来揶揄他，嘲笑他其实并不懂佛学，他们实在是有些数典忘祖的嫌疑。

不仅仅在佛学方面，其实萧衍对于儒学也是青睐有加，比如他就曾发掘了影响后世儒学极深、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唐玄宗曾注解《孝经》），也注疏了大量儒学典籍，并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