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8部分（第2页）

汉斯笑了。没有人怀疑他在弹药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们都熟悉小手枪。“别客气，”那个年长的人一边说，一边拿起杂志，戴上眼镜。“如果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替我。只是结束后安慰安慰我就行了。”

这是从反面胜人一筹的本事，跟阿弗纳以前所在的部队非常相似：声明你一直以来都不想上火线，但你说话的语调让别人觉得你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不过，在这次任务中，谁说得清？也许汉斯是真的乐意不去干这个活呢。也许他们都乐意。

尽管如此，两天之后，活干完了。兹威特死了。

现在，在拉提那郊外一座农舍的后院里，阿弗纳漫步在矮小的杏树之间。他闻着海水的味道，沐浴着10月末的阳光，感觉——呃，并不快乐，但很显然，也并不悲伤。感觉——几乎没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关于这点，没必要撒谎。事实证明，尽管他们是从零开始的，但他们能干好，到今天为止也就三个星期。就靠五个“野客”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阿弗纳搞不清罗伯特在想些什么，或者其他同伴在想些什么。他当然不喜欢在门廊里向一个手里提着装有面包卷纸袋的人开枪。如果他不用于的话，他就不会再干了。但是——这件事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糟。他的食欲没有减退，也没有失眠，也没有做噩梦。那天早餐时他吃得饱饱的。但是吃得香吗？如果是个正常人，没有谁吃得香。

无论如何，在队员之间这件事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在突袭前后不是，在任务完成后也不是。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是“人生哲学”，绝对不谈这种感觉。他们必须无时无刻地谈突袭，很少谈别的，但不用这样的字眼。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感觉是，干这样的事情已经很难了，谈论只会使它变得更难。

也许，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内疚了，表现在，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特别有礼貌，特别肯帮助他们。他们对酒店餐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银行的出纳员使用的语言全是“请”和“谢谢”。老太太无法过马路，斯蒂夫停下车，跳下车去帮她。一个陌生人拿不下东西，汉斯弯下腰，把它提了起来，像个常备的童子军。阿弗纳和卡尔跟那些出差在外充满爱心的丈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买纪念品寄回家。在罗马，在突袭的前几天，阿弗纳看见罗伯特把一个崭新的机械玩具送给大街上的一个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当时来到他们的桌旁，呆呆地看着他们。当然，罗伯特温厚、和蔼，但阿弗纳觉得他有点画蛇添足。

10月7日下午早些时候，卡尔乘坐托尼的汽车到达拉提那。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只有突袭之后卡尔才跟托尼接触。然后托尼亲自驾车送卡尔到安全屋。当时的安排是，如果一切顺利，卡尔就交付最后一笔费用。托尼似乎也满意这种安排。

在拉提那，托尼从汽车里出来时，一定不仅知道了他的人一直在监视的那个人怎么样了，而且还一定知道了阿弗纳和他的朋友与此有关。然而，托尼什么也没说，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那个意大利人报了数目之后，把钱收下，是现金。离开之前，他提醒阿弗纳，把那一万块租车费尽早给巴黎的路易斯。

阿弗纳就是这样与路易斯认识的。路易斯是“爸爸”的长子，是“集团”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弗纳对“爸爸”和他的孩子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了解是个渐进的过程。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见面。突击队又在拉提那待了几天，卡尔把所有的武器、证件，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收起来处理了，同时把新的证件和衣服发给他们。他报告说，在突袭后的几分钟之内意大利警察就到现场了，也许这时突击队刚刚从绿色的“菲亚特”中转到几个街区以外的货车里。卡尔说，他在警察发现“菲亚特”之前朝里面看了一眼，没发现有什么会牵连到他们的东西要捡起来（罗伯特认为他在换手枪弹夹时掉了一个东西）。卡尔偷听到几个证人在跟警察谈话——意大利的调查，至少在最初阶段，是不难偷听到的——但在卡尔看来未能提供出什么让突击队面临危险的情况来。

他们离开拉提那的时候，卡尔还要去罗马把他们留在各个藏匿之处的武器、钱和证件收起来。但是，只有在得知其余队员在法兰克福平安无事时，他才能着手办这件事。

罗伯特和斯蒂夫飞往苏黎世，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法兰克福。阿弗纳和汉斯晚一天离开，直接从罗马飞往法兰克福。过境的时候海关人员连他们的证件都没有看。第一次报复行动——包括最困难的部分，撤离——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他们没有等到名单上的任何恐怖分子的消息。其中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欧洲，但一直躲在中东也同样有可能——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在中东采取行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出来。还有一些也许躲在东欧或古巴，也在他们能采取行动的区域以外。

那么，只剩下软目标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三号、五号和九号。实际上只剩下三号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了，五号法学教授阿尔一库拜斯和九号戏剧导演布迪亚仍然下落不明。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在巴黎。

他们讨论一番之后，一致同意，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让阿弗纳去巴黎。虽然汉斯对法国首都和语言是最为熟悉的——而阿弗纳几乎不会说法语——但汉斯最好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他自己搭起来的小小“实验室”里制作证件。阿弗纳确实也比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谁，是给他付钱的时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下下策。在一桩债务不能通过法律来执行的生意中，他们就倾向于通过法律之外的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怎样，就像罗马的托尼一样，巴黎的路易斯也许对他们有用。

虽然他并不认为和路易斯的见面就是一个陷阱，但阿弗纳还是决定跟安德雷斯和伊冯一起去。他同意卡尔——他们称他为“谨慎的卡尔”——的观点，即让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在与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生意往来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向阿弗纳描述道：“有点像托尼。”也就是说，也是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过了”谈论政治的“阶段”。就安德雷斯来说，他不介意再帮一次老朋友——他已经带着欠托尼的钱去过罗马了——因为去法兰克福“红色军团”巢穴的佣金很多。事实上，正如汉斯抱怨的那样，“我们正在让欧洲半数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里面。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俄罗斯，来给我们干活了。”

阿弗纳当然明白汉斯的意思。这是一句反语：以色列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匪帮提供了资金，而他们经常帮助敢死队来恐吓以色列。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组织头子。“打入恐怖分子网络。”伊弗里姆曾经说。他一定知道，给恐怖分子钱是惟一的途径。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纳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把这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补充道。“这种事情两边都说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个家伙。他现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帮我们消灭他的朋友。”

阿弗纳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袭开始之前很久就离开了罗马。他从来不知道阿弗纳要托尼监视的那个人的名字。在意大利，兹威特的死没有刊登在头版。在德国，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安德雷斯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即使听说过，也没有这样去联想。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经常互相残杀。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