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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第2页）

还有一种说法更彻底，不赞成把“土”、“物”并列地与“德”比先后，而认为它们之间是承载和被承载的关系。那就得出了《周易》里的那句千古名言：

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传》

“厚德载物”可以有两种解释，那就是把“厚”看成动词，还是形容词。

如果看成动词，意思就是：先要培植、加重德性，然后可以承载万物；

如果看成形容词，意思就是：只有以厚重、稳固的道德为基座，才能承载万物。

这两种意思，没有什么差别。一个“载”字，说明了“德”和“物”之间的主、属关系。

历来也有很多富豪行善，可惜他们往往是“厚物载德”，也就是厚积大量财物，然后浮现一些善行。他们的居所里，很可能也挂着“厚德载物”的牌匾，但在行动上却把主、属关系颠倒了。

颠倒还算好，更要防范的是完全没有德。

那将会如何？《潜夫论》认为，“无德而贿丰，祸之胎也”。

对“德”产生侵扰的，除了物，还有力。其实，很多人追求物，目的还是在追求力。直到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炫耀财物比较庸俗，而炫耀力量却让人羡慕。因此，古往今来，更能消解“德”的，是“力”。应该佩服荀子，他那么及时地说了八个字：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荀子·富国第十》

这是在说立身之本。君子立身于德，小人立身于力。

即使君子拥有了力，那也要以德为归，以力弘德。总之，万物之间，德是主宰。

西方近代社会，主要着眼于力。我国当代很多人片面地模仿，又变本加厉，把德和力的关系颠倒了。他们崇尚“成功”，甚至从童年开始，就永远地弥漫着“输赢”的符咒，一直贯穿终身。他们所说的“成功”和“赢”，也就是荀子所警惕的“力”。按照儒家哲学，这是一条背离君子之道的“缺德”路。

不妨设想一下，多少年后，我们居住的城市和街道，拥挤着一个更比一个“成功”的“力士”，摩肩接踵，我们还敢继续住下去吗？我们真正企盼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德，是一个宏大的范畴。在它的周边，还有一些邻近概念，譬如仁、义等等。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德的“家庭成员”，当作“君子怀德”这一基本命题的衍伸。它们都用近似的内涵说明了一个公理：良好的品德，是君子之魂，也是天下之盼。

虽然同属于“德”，但是“仁”、“义”的色彩不太一样。一般说来，仁是软性之德，义是硬性之德。

孔子对“仁”的定义是“仁者爱人”。于是，以后人们说到“仁”，总是包含着爱。例如《盐铁论》所说“仁者，爱之效也”，《淮南子》所说“仁莫大于爱人”，等等。

至于“义”，孔子则斩钉截铁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义？大致是指由德出发的朗朗正道。相比之下，“仁”显温和，“义”显强劲，正如《扬子法言·君子》所说：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扬子法言·君子》十二

一柔一刚，合成道德，然后合成君子。

这也就是说，君子怀德，半是怀柔，半是怀刚，面对着广泛不一的对象。如此广德，便是大德。

只有大德，才能巍然屹立，与更广泛的小人行径构成系统性的对比。

对于这个问题，唐朝的魏徵作了简明的概括，他在《十渐不克终疏》中说：

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

这种划分，早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而到了唐代这么一个诸般生命力一起勃发的时代，对文化品性的重新裁划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屈原的个人评判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例如，“好谗佞”这三个字，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法典中的大恶条款。把这三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句子会长一点，就是“习惯于用谣言毁人，热衷于以媚态奉迎”。这种人，当然应该判定为缺德的小人。

与之相反，君子的本质也在对比中展现得更明确了：“蹈仁义而弘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