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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6）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在“*”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同流合污，他成为“*”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

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亲也被抓走了，我把两个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队，弟弟也到了一个小地方插队，相当于在北京就没家了。后来研究所就让我复员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7）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中左腿致残，“*”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华国锋已经批了，我母亲才知道。他就怕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他冒险做这么大的手术，当时他的心脏又不好。他自己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记者：您父亲常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直是相互扶持。

罗箭：当时父亲受伤以后，刚开始还让母亲去看他，后来不让去了。为了鼓励父亲坚强地活下去，母亲用一块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用过的手绢，他一直把这个手绢带在身上，放在贴胸的怀里头。

1978年，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腿，手术前他一直坚持锻炼。罗瑞卿对手术充满信心。

罗箭：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磨难，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汉得了很重的病，伤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来喂他点饭，完全靠自己活过来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过来了。他老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也很坚强。“*”中那些人用腿来威胁他，那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都过来了，他没有看在眼里。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挺过来。

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两个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