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序 通情达理(1)
艾丰
萧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他总是叫我“老师”,对我很尊重,甚至很感恩,他的文章中,有几处提到我们的友情和我对他的帮助,也很推崇我的一些观点。但我总是把他看成朋友,因为彼此可以无话不说,没有什么客客气气的形式,且能够相互理解,我也从他那里受益不少。
这种“至交”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经历?由于年龄差距很大,生活经历很不相同,不是。业务?确实一起写过几篇文章,而且合作愉快,但有这样关系的人还不少,并没有达到和萧然这样的关系,也不是。脾气?我脾气比较张扬、外向,他的脾气比较柔和、内向,还不是……想来想去,从人际交往角度说,恐怕是这样一条:他很“通情达理”。这似乎是很平常的评价,但细想起来,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做得好的人也不多。所以也是很高的评价。
“通情”,首先是一个“情”字。萧然有比较高的情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重视感情的价值,认为那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一位网友评价萧然,说他是才情第一、才气第二、才华第三。把才情列在第一位,我是同意的。我和他原来是合作关系,他进入人民日报后是上下级关系,后来我到了别的单位,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再后来我退下来了,更没有什么资源交换的关系。无论什么关系,感情总是一贯的,而且越来越深厚。“君子之交淡如水”,指的是利益关系要淡,而不是感情无所谓。如果一切以眼前的现实利益为转移,便谈不上什么真诚的感情。其次是一个“通”字。“通”是感情得以成立的条件。你的感情和我的感情“通”起来,彼此才能建立感情。我的情,你不懂;你的情,我不懂,再深的感情也没有用,甚至会发生误会。他首先对别人感情能够尊重和理解,而不是总从自己的一相情愿的感情出发,所以有比较强的“通”的能力。
“达理”,首先是一个“理”字。“理”者,“事理”和“世理”也,即客观事物的道理,人际交往的道理。有些人只知利而不知理,有些人连利也不懂,只知道“混”,这样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平常说,“宁可跟明白人打场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为什么?因为明白人讲理,糊涂人无理可讲。其次是“达”,即知理、懂理、悟理。在这方面,萧然很聪明,往往能够很快地悟到世事中的道理,并且善于用很“讲礼”的形式把“理”体现出来。
过去,我只是感到萧然很“通情达理”,但为什么能够如此,却从来没有深入地思考过。最近,他准备把在自己博克上写的80篇文章出版,叫我给这本书写个序言,我很有兴味地一口气把这些文字读完,似乎我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答案。虽然这些文章都是急就章,文字和结构都可以再严谨一些,但从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心来说,可能这样更好,因为它更本色,更真实,更自然。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里不再缀述。我也摹仿每篇后面附录的网友的评论那样,来几点评论。也算是我自己对相关内容的一点理解,说出来,既求教于读者,也求教于萧然先生。
评论一:理解佛教
《萧然禅语》是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称做“禅语”名副其实。一般人对佛教有两种误解。一种误解,认为信教就是迷信,既然佛教是宗教,那么信佛就等同于迷信。这是不了解宗教的实质。另一种误解,认为信佛就是“求佛”,人生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主要是官、财、名、色、安等方面的问题,求佛帮助解决。烧香时许个愿,愿望实现了,再去烧香还愿。这是对佛教的实用主义态度。
萧然信佛,主要是作用于自己的“心”,作用于自身的信念、理念、心态、道德的修炼和提升。这就抓住了佛教的“佛在心中”的要义。佛教的深刻性就在于它是从生死、善恶、苦乐等最基本的矛盾中去思考人生、认识人生、把握人生。如何对待生死、善恶、苦乐,这是任何人都必然遇到的。因此,即使是不信佛的人,了解一下佛的教义,也是有益处的。这大概是毛主席当年曾经让大家去读一读佛经的原因吧。顺便说一句,毛主席还认为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可贵之处在于它反对等级观念,是平民的宗教、大众的宗教。佛教有所谓“众生平等”、“普渡众生”,有所谓“人皆可以成佛”,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人们领悟一下佛的教义,不仅对个人的修养,而且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会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老师序 通情达理(2)
评论二:重视融合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头是《周易》,接着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主要是十家,即儒、墨、道、法、名、兵、杂、农、阴阳、纵横十家。后来,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演变成三大家,即儒、道、佛。按三家的特点来说:儒家重视“人道”,道家重视“天道”,佛家重视“心道”。儒家是人本主义,道家是自然主义,佛教是解脱主义。儒教重视“有”,道教重视“无”,佛教重视“空”。儒家“入世”,道家“遁世”,佛教“出世”。 所以,又有“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说法。
当然,这是按各家的特点来说的。就其内容来说,在文化的延续过程中,不仅十家之间,就是这三大家之间,不仅互相竞争,更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总体说,使各家都得到了发展。
综观萧然各篇文章的观点,也是融合和综合的。当然,他是以佛教的要义为主、以佛教的教义的面目出现,其实也吸收了儒家、道家,乃至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成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和必须的。
过去,在文化领域,我们非常重视批判,认为批判是发展文化的主要方式。而我们又把批判简单地等同于“否定”、“打倒”、“抛弃”。从“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不断地否定、打倒、抛弃,以致到现在,造成了群众在文化上的混乱和空白,大家莫衷一是,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生活中除了赚钱之外,没有了文化上的遵循。这是很可怕的。纠正这种简单化的批判,也不能靠复旧,也不能靠照搬。把过去的都原样恢复起来,把外国的都照搬过来,既不必要,更无可能。
其实,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式应该是融合。即使是批判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不也融合进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傅立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吗?当代中国人发展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途径也应该是融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好东西融合在一起。
“古今”是纵坐标,“中外”是横坐标,加起来就是全部人类文化。融合的前提是了解和分析。不了解谈不上分析。分析是搞清楚它的表面和实质,精华和糟粕,有用和无用。然后把一切精华和有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融合的平台是今天的现实——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融合还少不了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人们的创造。当然,融合本身也是一种创造。
评论三:不离入世
从唯物论的观点看,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为什么人要创造宗教,而且信教的人那么多?客观原因是:宇宙、世界、社会中的许多事物,是科学特别是实证科学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例如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因果关系,并不象氢氧化合变成水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验证。于是宗教就提供了一种无须验证的解释,成为你的信仰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有些大科学家也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观原因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不顺心、不公平而又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倾向于构筑一个虚拟世界,来解除或缓解现实世界不能解决的心理上的郁闷和痛苦。这就是所谓“解脱”。宗教是人们心理解脱的需要。所以,不管什么宗教,其教义多么出世,其根源仍然在于入世——根据现世的问题,解决世人的需要。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信教而不“出家”的人是多数,“出家”的人总是少数,这也是宗教并不绝对出世的证明。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展一下“入世佛学”呢?其思维和哲学的要点应该是:既不脱离红尘,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又能够恰当对待各种事情,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我在《自画象》一文中这样评价自己:“智商是中等的,努力是头等的,心态是特等的”。好的心态很大程度依靠我多年逐步形成的“入世佛学”。
老师序 通情达理(3)
我的“入世佛学”的要义是:一个“大雄宝殿”,三个“观音”,一个“神仙”。所谓“大雄宝殿”是“心理积淀”。所谓三个“观音”是“代价观”、“机遇观”、“本色观”。所谓一个“神仙”是“阿Q精神”。(都是取其谐音。)其内容相当丰富,这里只解释一下“大雄宝殿”——“心理积淀”吧。
佛教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个因果观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什么畏惧都没有,做什么坏事都不怕遭报应,那是很麻烦的。但佛教把因果报应的时间拉得太长:前世的因,今世的果;或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前世和来世是人们在今世看不到的,又是许多人不相信的。这就削减了它的积极意义。从今世看,并不是所有的善都有善报,也不是所有的恶都有恶报。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有了善报,做好事也不那么光荣;所有做坏事的人一定都得到恶报,肯定没有人敢做坏事了。这对好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你做好事没得善报,是否还继续做好事?别人做坏事没得恶报,你是否跟着做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心理积淀”这个概念。做好事,不管有没有善报,心底总会留下光明的积淀;做坏事,不管有没有恶报,心底总会留下阴暗的积淀。“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是因为心理积淀好。贪污了,虽然还没有被抓住,但夜里街上警车一响,就会机灵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是来抓我吧!”因为心理积淀不好。心理积淀决定了你的心态,而心态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官再大,钱再多,心态不好,也没有好日子过——心理不舒坦。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那么艰难,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精力始终十分旺盛,为什么?因为心理积淀好。张春桥在没有被抓起来之前,住在中南海睡不好觉,夜里十二点还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打电话,为什么?心理积淀不好。光明的心理积淀,是做好事的人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垄断性的财富,因为除了做好事之外,权、钱、名等都不能给你带来光明的积淀。这就是好人做好事的幸福所在,做善事的魅力所在。
好了,太长了,不能再写了。萧然的精彩禅语激发了我许多感想,结果把一篇序言写成了一篇长文,对不起,请原谅!
2007年7月15日
博客时代的文化地脉(1)
余世存
我跟萧然兄认识的时间不长。年初初次见面,听他聊起人生感受,几乎一下子触动了我;我以当时的理解对他说,你其实可以写博客的。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已经听了我的提醒,开练博客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见第三次面,他就托人把一大堆博客文字发给我,让我这个“始作俑者”分享。我粗翻一过,竟不住手痒,即使“佛头着粪”,也要为萧然兄的文字介绍一二了。
在对90年代以来汉语思想的关注中,最让我痛心的,是很多汉语人失去了自信、依凭,由此产生了种种天真、笨拙、乡愿或犬儒的现象。汉语人依附世界知识或中国治道,而不能独立地肩起自己的人生正义,进而担起道统大义。这种现象,尤其是学院知识生产体系的僵化,以及对孩子们的污染毒害,到了家长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当代汉语知识的生产,以繁荣的状态而跟改革前的匮乏状态等值。这种现象,跟国民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异质同构;人们无能判断自己跟身外世界的关系,而想当然地依附某种中国概念;他们小康式的生存跟文革中奉旨革命的生存等值。由此产生了种种滑稽剧,甚至才情高蹈的音乐人写下通俗的股民歌《死了都不卖》,因为反映了绝大多数笨拙股民的心声而在华人世界风行一时。无论音乐人,还是今天活跃着的知识人,他们都“雅得这么俗”。
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新的种子正在开花结实。我国文化演进至今,确实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神性;其血脉精神从未断绝。花果飘零,但花果一直存在,并给心灵清凉和安慰。三四年前,在为《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写序时,我就称道了代际在学术传承上的意义,那些生于七十年代的学者已经并正在成为学术传承的中坚。其实,代际、地域、职业、阶层等等都有有心人参与了当代汉语的演进,而成为文化中国不灭的坚实的地脉地火。
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更是空前。它使得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思想中心、重心不断下移,由精英独霸的格局,转变为平民大众的参与和自我成全。传统格局里,只有很少的权威,甚至只有一个中心,边缘地带要接受观念、知识,只有看中心的眼色。但网络使得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意义。李泽厚也承认,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的生产发布机制失去了效用。博客的出现,更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知识、思想的集散地、发源地。在《南都周刊》不久前发表的一篇不太谨严的采访中,编辑以标题“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来表达我的意思。我说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的产出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了。当然,现在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知识分子还在中这个毒,认为只有汪晖、甘阳、刘小枫他们说的东西才是知识,只有西方的左翼与极右翼知识分子发布的知识才叫作知识。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讲,已经进步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一旦他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有很好的知识训练,他就可以来进行知识的生产,或者思想的产出。我觉得现在的思想中心已经很多了。”
现在,萧然兄的博文摆在面前,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周密的谈话仍有些道理。萧然兄证实了,一个“流落江湖”而不得不俗于“在商言商”的人,如果他在职业之外关注自己的命业,他仍会获得独到的、不可更移的、学术权威也不能改变、思想大师或高僧大德也会称道的关于人生世界的见解。这种收获既安慰他自己,也必然能跟大众分享,进而安慰大家的生存。
萧然兄的博文多是说佛谈禅,佛语禅机,说到底是要安置凡如我辈的身心;佛理禅语,不止在佛祖或五祖六祖那里,不止在经典那里,也在我辈这里,在我国民的生活中。我读萧然禅语,常有动心处,觉得他在生活中的诸多言路、思路“甚为妥贴”。我想这正是一个有阅历有深思有诚心者的功德。语云:心诚则灵。又说,诚则有物,诚能动人。这是萧然兄和一切真诚的博客作家们比不及物的汉语作家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他们比不及物的学院知识更有魅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