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这些情感基础的存在,明治天皇在执掌大权后,其维新政策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没有遇到太大阻碍。日本人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权力,决心为天皇效忠。
明治天皇发起了维新,但要让维新政策落实下去,就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官吏。日本的官吏选拔方式和中国的不同。中国的科举制度重学问、轻门弟,是贫寒子弟进军政界的平台,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契机。日本的官僚选拔制度却尤其看重家庭出身,尽管科举制有不少好处,但考虑到统治阶层的内部稳定,日本还是没有采纳。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官学有两种,一种是官立学校,由幕府直接管理;一种是藩校,由各藩管理。官立学校的门槛较高,若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便难以进入。藩校也是一样,即使是入了学的人也有等级之分,学生在制服、座次上都要遵守严格的要求。这两所学校对平常人家的儿女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不同的官僚选拔制度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中国人要靠读书做官,讲究“学而优则仕”,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好好学习,争取早日金榜题名。中国的学生难免带着功利的目的来读书,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那些科举不会涉及的学问,既少有人学,也绝少有人教,即便再有用,也多会被斥为“歪门邪道,奇技淫巧”。
日本的官僚制度采取世袭的方法,读书和为官没有直接联系。官家子弟即便整天游手好闲,不无正业,也还是会承袭父亲的职位,平民子弟就是再努力读书,也进入不了国家的权力体系。学习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种修行,是非功利性的,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权利。
当然,长期实行世袭制也让日本政治腐朽不堪,幕府中的官员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权势斗争中,在来势汹汹的西方人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倒是在日本民间,一下子涌现出不少像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幕府是维新的阻碍,它脆弱,明治天皇没费多大力气就将它铲除了,如板垣退助一般的思想家,倒是变法的动力,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成了变法的主力军。
中日两国都强调“孝”。在中国,“孝”是“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认为,仁者无敌,强调做人要心怀仁爱,相应的就忽视了“武”的作用。中国的贤臣大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日本人也重视“孝”,“忠”是“孝”的延伸和归宿,为了对国家尽忠,日本的官员以文武兼修为荣。即便是软弱腐朽的幕府,其中官员也大多是武士出身,武士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中国的最高官员是宰相,日本的则是将军。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处境极其相似,都是内优外患。中国也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强国强民,却很快发现此路不通,最终依靠革命的办法推翻了旧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官僚体制、政府的状况让同样的改良有了不同的结果。
西方人不会手把手地教日本人现代化,虽然从理论上说,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日本可以跳跃式地追赶西方国家,参考他们的发展经验。但当时,才打开国门不久的日本,却没有任何“近代化教科书”可以学习。这就意味着,负责制定近代化战略的领导人,对近代化几乎一无所知。在颁布宪法和确定“和魂洋才”的教育路线之前,日本不存在约束领导人思想、权力的东西。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力去推动近代化,但在这之前,他必须找到构建近代化的方法。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是一种幸运。日本的领导人开始潜心研究日本的状况,他们不敢大刀阔斧地制定政策,就像初次下水游泳的人试探水温那样,小心翼翼地解决日本的难题。他们知道,情势不允许他们敷衍了事,他们既要保证这些政策足够灵活,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又不能丧失原则,让改革流于形式。
他们有着良好的政治决断力,虽然当时的日本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但他们已经找到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西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西化实际上是现代化,他们也确实没有一本“现代化教科书”,但是在学习他国长处上,他们却有着十足的经验。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已有一千多年,他们懂得如何塑造“和魂汉才”,他们也大可以塑造一批“和魂洋才”。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当然还可以保住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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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2)
从1859年开国到1872年学制改革为止,日本向海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考察团,这些人后来成了维新的骨干,为日本思想界带来新的气息。1868年,明治天皇一宣布维新,马上就着手安排新的留学生,他希望解除曾经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为此他需要充分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以及西方人的思想。
1871年11月,由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48个人组成的考察团离开了日本,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到欧美12个国家进行学习。这些人受日本的传统教育长大,1873年当他们回国时,便已然是名副其实的“和魂洋才”。他们没有忘记出访的目的,明治政府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无限希望,他们的思想不久就变成了日本的“现代化教科书”。
其实,一开始伊藤博文等人只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成出访的目的,木户孝允和美国人进行了多方交涉,希望他们能归还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自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交涉失败。此事让考察团大受刺激,木户在日记中写道,苦心准备的交涉竟然没有成功,美国想要的日本都给了,日本想要的美国却不给,除了哭泣什么办法都没有。1872年年底,他们来到英国,英国人的态度和美国人一样。
在短暂的失望后,考察团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日本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收回主权,强国必须强民,他们立即改变了工作的重点,将精力投入到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上。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欧洲,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会认真地参观它们的政府机构和学校,他们对各个国家的议会制度了如指掌,对各国的教育状况也颇为熟悉。
在考察的过程中,考察团就达成了“内治优先”的意见,决心在日本实行德国那样的专制集权统治,并普及教育,启迪民智。
考察团一回国,就着手整理考察经历,不久便写成了《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分5册,在1878年出版。它可谓是日本“现代化的教科书”,启迪了日本国民的思想,通过这本书,日本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更加全面了,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也更加强烈。
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大力提倡教育的实用性,将西学灌入国民的思想,让日本人从儒家学说中走了出来。明治政府在普及教育上表现出格外强硬的态度,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对教育怨声载道,一些地方竟陆续发生了捣毁学校的事件。
日本人以个性执拗著称,认准了要做的事,不做到底绝不回头。日本政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