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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02（第1页）

清晨时分，一看到路障设立，加上有一批专门的木工动手搭建行刑台，人群就开始聚集。在这个王国，即将执行死刑的事情很少公开宣布，但透过手机和短信，消息总是很快就传开来。

才几个小时，大批人群就拥向这个停车场，等到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撒拉森最要好的朋友—坐着父亲的汽车经过时，他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这一天是星期五，是他们的休息日，路上塞车很严重，所以这个小男孩在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他一到家，立刻抓了单车，骑了八英里路到好友家，说出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撒拉森担心会有最坏的结果，也不敢跟母亲和妹妹提起，立刻就骑上他的越野摩托车，载着好友直奔滨海大道—沿着红海岸通往吉达市中心的公路。

这两个男孩看到红海时，主清真寺正午的礼拜刚结束，几百个男人拥出来，加入停车场上等待的观众行列。在刺目的夏日阳光下，那些男人穿着亮白的阿拉伯大袍，跟一群群穿着黑纱袍、头戴面纱的妇女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的儿童，为这个场景增添几抹鲜艳的色彩。

这一天的滨海公路上，两个男孩骑着越野摩托车疾速穿过周末的车潮，此时气温逼近四十三摄氏度，柏油路上蒸腾的热气形成扭曲影像的热浪。他们的前方是一片混乱：为了建筑新的高架道路，这条马路正在拆除中，路面几乎被建筑机具完全挡住了，只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塞车的长龙延伸长达好几个街区。

动物学家的儿子戴着热死人的头盔，内心也一片混乱—他惊恐得快要吐出来了，拼命祈祷登上行刑台的是某个非洲来的毒犯。他无法想象，要是自己想错了，那么他看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幕，就是他跪在大理石行刑台上，成群苍蝇在四周飞舞，银色的大刀落下，红色的鲜血喷涌出来。

他看着前方塞得水泄不通的车阵，把摩托车驶离路肩，掀起一阵尘沙，冲过充满坑洞的建筑工地。

尽管看热闹的人群很多，但停车场上的声音并不大—只有人群喃喃的低语声，还有一位学者透过广播系统诵念经文的声音。一辆公务车穿过封锁线而停在行刑台边时，就连这些小小的声音都停止了。

一名身穿纯白阿拉伯大袍、孔武有力的魁梧男子下了车，爬了五级台阶，来到行刑台上。一条发亮的皮带斜过胸前，垂到左臀，系着的刀鞘里有一把长长的弯刀。这位就是刽子手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行刑官。他的名声主要建立于他施行所谓“交叉截肢”的手法。交叉截肢是针对公路抢劫的刑罚，远比单纯地斩首要来得困难，必须迅速用特制的刀子砍断犯人的右手和左腿。扎伊尔德·比希努力钻研这种刑罚的处置手法，多年来持续提高了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刑的整体水平。现在碰到公开行刑场合，已经很少看到行刑官必须砍第二刀，才能砍断脖子或手脚的。

比希响应了几个观众的招呼，还来不及熟悉工作环境，就看到一辆白色厢型车穿过人群驶来。有个警察抬起一个路障，那辆开着冷气的白色厢型车就开到阶梯旁停下。后门打开时，群众纷纷往前探头，想看看车里的人。

动物学家走下厢型车，进入这个人群拥挤的停车场，他打着赤脚，一条厚厚的白布蒙住他的眼睛，双手反铐在背后。

观看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认识他，或者自以为认识他，但这些人还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的脸。天晓得那些秘密警察在过去五个月是怎么对待他的，但他似乎缩小了，只剩一副空壳子，至少身体变得衰弱又缩小，就像你有时候会在老人院看到的那种皮肤半透明的老人。但他才三十八岁而已。

他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知道眼前的状况。四十分钟前，一名司法部官员来到他的囚室，对他宣读一份正式判决令。这是他首次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此时两名制服警察带着他缓缓走上行刑台的阶梯，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他抬起脸对着太阳，试图挺起肩膀。我很确定，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听说他们的父亲不勇敢。

同时，在滨海大道上，众多驾驶人在车阵里塞得动弹不得，他们嫌恶又羡慕地看着那辆越野摩托车飞驰而过，把工地当成私人道路。该死的小鬼！

那男孩骑着摩托车经过盘绕的消防水管—专门用来为那些过劳的孟加拉籍建筑工人洒水的，以防他们因中暑而晕倒—然后迂回穿过一座座高耸的水泥塔。他必须在七分钟之内抵达广场才行。

我认为，即使他日后回想起来，也无法解释那天骑车为什么要那么冒险。他赶去那里要做什么？我相信，他在恐惧又生气的状况下，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父亲不但赐给他肉身，也赐给他灵魂，这样深厚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得赶到现场不可。他把车子往左急转，驶过一片堆着垃圾的荒地，更加快速度，冲向一条通往广场的道路。那条路被一道铁丝网篱笆挡住了，篱笆的这一头有一捆捆钢筋，他看到篱笆间有个开口，宽度刚好够他钻过去。安拉与他同在！

他的摩托车往更左边转，迂回穿过那些钢筋，掀起一阵阵尘沙，迅速逼近那道窄窄的开口。他就要穿过去了！

此时，被蒙住眼睛的动物学家来到行刑台上，感觉一只手放在他脖子上，把他往下压。那是刽子手要他跪下的意思。他缓缓低下身子，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显示他正对着四十英里外的圣城麦加。在这条直线路径上，会经过他的房子，而想到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坐在那栋屋子里，让他觉得好失落，不禁打了个寒战。

刽子手抓住那男子的一边肩膀—他之前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很清楚囚犯什么时候必须稳住身子不能动。清真寺的广播系统里传来一个声音，叫唤大家礼拜。

整个广场上，从简朴的外交部大楼到清真寺前的绿地，几千人都面对着麦加的方向跪下礼拜。跟其他虔诚的信徒一样，动物学家对于那些经文倒背如流，此时他跟着群众齐声诵念。而且他也知道这些经文要念多久：合理估计的话，他在人世的时间只剩四分钟了。

而不远处，那男孩被自己忽然转弯的摩托车所激起的尘沙弄得半盲，一开始没看到前头有一捆钢筋。其中一根比其他的突出至少一英尺，滑进了他摩托车前轮的轮辐间，等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他反应快得难以置信，赶紧把车子往旁边转，但还是不够快。随着前轮旋转，那根钢筋把一根根轮辐弄断，形成一堆乱糟糟的金属棒。其中一根划破了摩托车的油箱和汽缸盖，轮子掉出来，车子的前叉便插进泥土里，摩托车立刻完全停下。但男孩和他的朋友继续往前—直接飞过摩托车把手，挥舞着四肢落地，一阵尘埃扬起。他们吓坏了，摩托车成了一堆残骸，而他们差点摔得失去意识。

滨海大道上的开车族看到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等到有人赶过去察看时，停车场上的礼拜时间结束了，人群纷纷站起来。行刑官走近跪下的囚犯，整个广场安静下来。那刽子手稍微调整了一下动物学家脖子的角度，几个离得比较近的观众看到他们彼此交谈了几句。

多年以后，我跟一些当天在广场上的人谈了话。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行刑的扎伊尔德·比希。我在他家的客厅喝茶，问他当时动物学家说了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说得出话来，”扎伊尔德·比希告诉我，“所以我当然记得。”他深深吸了口气，“他讲得很简短，但是很坚定。他告诉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安拉和沙特阿拉伯人民原谅我的罪。’”

然后比希陷入沉默，朝麦加的方向看去，显然是说完话了，我恭敬点头，以阿拉伯语说了句祷语。

他又喝了口茶，看着不远处，出神思索着一个人临死的遗言。我只是一直看着他，洞悉一切地点着头。在任何阿拉伯国家，你绝对不能指控别人撒谎，无论多么婉转都不行。

于是，我只能盯着他看，而他只是望向别处思索着。我听得到屋外美丽庭院中一座喷泉传来的哗啦水声，听得到仆人在女人区奔忙的声音。身为国家行刑官的收入一定非常丰厚。

最后，他开始不安地在座位上移动，然后认真看了我一眼，看我只是生性沉默，或者其实是在默默恳求他。

我没有移开目光，他笑了起来。“以一个西方人来说，你非常聪明，”他说，“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他当时真正说的是什么。好吗？

“我对着犯人弯腰，告诉他尽量把脖子伸长，而且不要动—这样对他或对我都会比较容易。他好像不在乎，只是示意我凑近一点。他的嘴巴里一定是受伤了—或许是电击造成的—因为他讲话很困难。‘你认识国王吗？’他低声说。

“我吓了一跳，但我说，我有幸见过陛下几次。

“他点点头，好像他早就料到了。‘下回你见到他，跟他说有个美国人说过这句话—你可以杀掉一个思想家，但你杀不掉他的思想。’他说。”那行刑官看着我耸耸肩。

“那你跟他说了吗？”我问，“我指的是国王。”

那行刑官大笑。“没有，”他回答，“我见过太多人脑袋落地，宁可保住自己这颗。”

我不必问接下来发生的事—其他几个当天在场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比希跟犯人简短谈过之后，一阵强风从红海吹来—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这件事，因为柏油路上好热。行刑官直起身子，动作流畅地抽出他的长刀。他后退一步，熟练地打量一下距离，然后站稳双脚。

此时唯一的声音，就是清真寺广播系统传来的静电杂音。比希横举着长刀，挺直背脊，昂起下巴，使得他的轮廓更显著（我初见他时，就无可避免地注意到他的虚荣）。他一手持刀，往上挥到了最高点，广场上的每一只眼睛都跟着那把刀，因而被正上方的白色太阳照得几乎目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