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汪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售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只有“一个鬼东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他可能”。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世的。这样一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店,层层辗转的系统,则表示此书应该不是一本旧书—或称“回头书”、“风渍书”—这标示乃是总经销为区别于经由正常发行管道而贩售者,它可能比较便宜,但不意味着品质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为了明确限制这样的书不该出现在一般书店之中。
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这七本书上市的先后次序不意却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书局之中浏览它们的顺序,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我还不敢说。然而就在翻看这七本书出版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这七本书的总经销都是同一家:人文书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于我主观的附会—由于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这三年之间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么事情是每隔五年发生一次的?以及什么状况之下会使得这七本书中的后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它也像我经常打的一个可以名之为“皮下痒”的譬喻那样,暗暗搔动着我:五年。每隔五年发生一次。五年一本书……
我于是干脆把这七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年月依次列了一张表,抄写在书卡上:
《食德与画品》魏谊正1965。11
《神医妙画方凤梧》万砚方1965。12(上市时作者已殁)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汪勋如1965。1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陈秀美(疑为钱静农化名)1967。1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陶带文(即李绶武之化名)1972。1
《七海惊雷》飘花令主1977。1
《奇门遁甲术概要》赵太初1977。7
之后,我又在书卡上端写了斗大的“人文书店”四字,并附上了这书店的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
反复读着这张卡片,我的思绪非但不曾变得清晰,却越来越糊涂了。窗外的雨势倾江倒海似的浇注下来,天色在不知不觉间益发昏暗—而我,或许是由于一直在缓缓沉入阴暗的过程之中,是以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咔”的一声,室内灯光乍亮,我才犹似惊梦乍醒一般打了个哆嗦,发现午睡刚醒的家父站在卧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口上,他捧了杯显然已经只剩茶叶渣子的茶水,问道:“看书怎么不开灯?”
我说没有看书,在看卡片。他说有什么分别?然后迈步去给茶叶冲水。这我才忽地想到:这老人已经从“国防部”退下来好几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看报、剪贴(如果有的话)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装帧成册,然后等邮差来收挂号信(如果有的话),跑邮局、存汇票,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吃午饭了。饭后他会趁晴天去打个网球,趁雨天睡个午觉,阴天就抱个球拍犹豫着该打球还是睡觉。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决定—他已经完全从古人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了。
家父在冲他那杯已经冲不出多少颜色来的茶水的时刻,我随手将先前抄出的那张卡片扔在几子上,被一个念头如此打搅:我怎么还是离不开这里。而家父则十分困扰地坐下来,一面问道:怎么有股子尿骚味儿?”
也就差不多在他抽动着鼻翅到处嗅闻的时刻,不意间瞥见了小几上的那张书卡,他第一眼没仔细看,想想似乎不对劲儿,又看了一眼,口中发出我们山东人最常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带有惊诧、疑问甚或不满的诸般况味—“咦—?”这语气词的读音应该像“爷?”
便在这一声突然发出之际,他手中的茶杯也落了地,砸了个碎尸万段,连家母都从后院里急急喊了声:“怎么啦?”家父谁也不理,只垂手拾起那张书卡,看了个仔细,然后深呼吸一口,转脸对我说:这是你的字嘛!”
家母这时已经进了屋,一边擦着发梢的雨珠子,一边抱怨杯子打了也没个长眼睛的会扫一扫,说着,又去找笤帚去了。
“好好儿的你怎么会去看这些书呢?”家父抖了抖书卡,作势要还给我的样子—忽然又后悔了似的缩回去,又端详了一阵。
“高阳给我的,这是他的遗物。”我一向不骗他,所以净拣些不重要也不伤实的部分跟他说。
家父点点头,道:“跟你老大哥没关系罢?”
“我多少年没见到他了?”我说,当下心念电转,不知怎地居然立刻想到了红莲—倘若牵丝攀藤、探其缘故—应该说是我先从老大哥和万得福在将近十年前给我看过那一首艳词想起,其间可不是好多年没再见过他们了?想到那艳词,自然想起这十年来时不时与我同修肉体欢愉的那女人。就在这中间,家父又问了我一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着急起来,咬牙切齿地喝道:“你说啊!”
“说什么?”我从红莲丰耸挺立的乳房和修长白皙的美腿之间挣出来,浑身一片燥热。
“你去过这个‘人文书店’了么?”他指了一下我抄在书卡空白处的四个大字。
“我去那里干吗?”我一面故作轻松地反问着,一面猛里抽身而起,觑准他颤颤巍巍的手,一把抢回那书卡来,心想,你这样紧张兮兮,我不去走一趟人文书店才怪呢!
家父这时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意,抬手扶了扶眼镜,抹一把脸,又搔了搔后脑勺,好半天才放低声跟我说:“这些人千万可别招惹,一个弄不好,什么样的臭事都会跟你一辈子!”
他的话、红莲的话、孙小六的话,用语不同,可是意思却显然是一模一样的。仿佛写这几本书的老家伙真是那种魑魅魍魉一样挥之不去、驱之不走的鬼东西。然而越是这样恐怖其说,反而越是挑起了我无限的兴趣。只不过此刻的我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已经很能够巧妙应付,甚至操控我自己的父亲了。我于是俨然像个和他一般年纪的成熟男子那样摊掌向椅子一比划:“坐,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