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盖上我的。“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能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已经在煮咖啡,我说我不想喝。她为我俩倒了酒,然后蜷坐在一张红色的厚绒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有点磨损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说。
“快要有点样子了。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有些家具以后也得换新,不过我现在住得还算喜欢。”
“你在这儿多久了?”
“十月搬过来的。我本来住上城,实在很讨厌每天搭出租车上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