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
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
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人门,在被告席上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