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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1页）

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

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又有《与赵伯友书》曰：“承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奉纳《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行状》，又观《师说》，则於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传注家，以徼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於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

《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於杜解，为功於《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

《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

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赐命称天子、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於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是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

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於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於王，则为周正不待辨。

正月、正岁二名载於《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曰“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

以梅赜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於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

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於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於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

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於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载郑《注》数语，亦未分析畅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证尚为未密。然大纲既得，则细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钩玄》·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霁撰。光霁字仲濂，泰州人。张以宁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载《张以宁传》中。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於史，以宁长於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门人石光霁作《春秋钩玄》”云云，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贬。因考《周礼》经注，详录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其有五礼不能尽括者，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之类，则别为杂书法以冠於首。每条书法之下，采集诸《传》之词，以切要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大概以《左传》、《公》、《穀》、胡氏、张氏为主。义有未备者，亦间采啖、赵诸儒之说，而总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称张氏，即以宁也。史称以宁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胡传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赖光霁能传其说。是编所引以宁之言为最多，尚可见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无撰人名氏。言“啖、赵之《纂例》，详於《经》而略於《传》。《纂疏》、《会通》之书，备於《传》而略於《经》。兹能损益其所未备。”其称许颇当。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数，疑传写者所合并。今从彝尊之说，仍析为四卷著录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内府藏本）

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国《春秋传》，高宗时虽经奏进，而当时命题取士，实兼用三《传》。《礼部韵略》之后所附条例可考也。《元史·选举志》载延祐科举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国《传》定为功令。汪克宽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国为主，盖遵当代之法耳。广等之作是编，即因克宽之书，稍为点窜。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发凡》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讵可欺乎”云云，於广等之败阙，可谓发其覆矣。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有明二百馀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於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迨我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胡《传》谿刻不情、迂阔鲜当之论，始一一驳正，颁布学宫。我皇上又刊除场屋合题之例，以杜穿凿。笔削微旨，乃灼然复著於天下。广等旧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备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必经歧径之迷惑，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存此一编，俾学者互相参证，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而圣朝经训之明也。

△《春秋经传辨疑》·一卷（内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人。弘治丙辰进士。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官至兵部员外郎。朱国桢《涌幢小品》则称其登第后为兵部主事，仅两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读书丧明而卒。其学问行谊，不后於章懋，而以有传有不传为惜。所述本末甚详，知《经义考》以传闻误也。是书前有《自序》，题“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云“是岁品以儒学生教授於陆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国桢所纪品以成化丙午始举於乡，是书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称曰儒学生。其登第在弘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仅满两考之岁。盖《序》作於未第时，《跋》作於致仕后也。《春秋》三《传》，《左氏》采诸国史，《公》、《穀》授自经师。草野传闻自不及简策之记载，其义易明。是编论《左氏》所载事迹凡九十三条，於三《传》异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驳《公》、《穀》，盖由於此。然於宋师围曹，则疑《左氏》所载不甚明晓；於华元出奔晋一条，亦有疑於《左氏》：则亦非坚持门户，偏党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盖传钞旧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录而存之矣。

△《春秋正传》·三十七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此书大旨以《春秋》本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汨之。惟当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皆可得。因取诸家之说厘正之。其曰“正传”者，谓正诸《传》之谬也。其体例先引三《传》，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为之折衷，颇与刘敞《权衡》相近。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则谓以不报故不书，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论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则谓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则人卫可矣，人蔡何为？其不人宋又何为？决非圣人之义。其论卫人立晋，则谓卫人者，他国称之之词，诸说皆不足泥。其论滕侯卒，则谓诸侯宜薨而书卒，或葬或不葬，皆鲁史之旧，圣人无所加损。论宋公、卫侯遇于垂，则谓史因报而书之，圣人因史而存之。前后议论，率本此意。《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於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

△《左传附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字子馀，长洲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以劾张璁、桂萼谪都镇驿驿丞，终於永新县知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前三卷驳正杜预之《注》义，第二卷驳正孔颖达之《疏》文，第五卷驳正陆德明《左传释文》之音义。多旁采诸家之论，亦间断以己意，於训诂家颇为有裨。顾炎武《日知录》，於《驳正左传注》后附书曰：“凡邵、陆、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录。”邵者邵宝《左传觿》；傅者，傅逊《左传属事》；陆即粲也。盖炎武亦甚重此书矣。粲又有《春秋左传镌》二卷，大意以《左传》为战国人作，而刘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贱不中道，或为奇言怪说，骛於末流。考粲以《左传》为出战国，盖因程子谓腊为秦礼，庶长为秦官，已为胶固。其以窜乱归之刘歆，盖因林栗谓《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词，尤无佐证。未免务为高论，仍蹈明人臆揣之习，所谓画蛇添足者也。故惟录此编，而《左传镌》则别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前有《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於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论之。大旨主於信《经》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将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曰：“《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其例皆先列胡《传》於前，而以己说纠正於后。如以《春秋》始於隐公，独取欧阳氏之说，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於“纪履緰来逆女”，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之说。於“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以为声姜、敬嬴、穆姜皆称妇，以文、宣、成皆有母称妇，以别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於“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以为鲁及齐平而归田，不必以夹谷之会悉归功於孔子，三《传》、《家语》及《史记》皆未足据，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如此者凡六十馀条，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於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

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辨，乃推阐无馀。虽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鲜也。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云“未见”。此本只上、下二卷，实无所阙佚。殆彝尊考之未审欤？

△《春秋明志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熊过撰。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著录。其注《周易》，颇不主先儒旧说。此书亦多自出新意，辨驳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桓公迁之；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卫；以晋人执虞公为存於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执以归；以甯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文公未尝杀子圉；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甯氏党；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无负斧钺徇军事：俱不免凿空立说。又如以郭公为鸟名，谓如螟蜮之类，书以纪异；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归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