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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1页)

威尼斯,16世纪30年代中期

每逢礼拜四,小姐不接待客人,因为她要打扮。她天一亮就起床了,在婢女加碧艾拉的帮助下开始梳洗头发。用香皂将头发洗净之后,加碧艾拉用一种雪松药膏按摩她的头皮,按了半个钟头,以便刺激头发生长。接着用由葡萄藤、大麦秆和碾碎的甘草根熬制的水将她的头发洗上两遍,使其更加明亮夺目。现在她的头发又是齐腰长了,虽然没有最初那头秀发美丽,但对那些当时不认识她的人来说已经够好看的了。她背对早晨的太阳,坐在一张高高的椅子上将这头秀发晾干。它依然色彩鲜艳,涂上蜂蜜,编着金线,就像是一件披风。她利用晾干的这几个钟头,让加碧艾拉修整她的发际线,以便让额头显得既高又干净。早晨过了一半,疏浚船便会带来一些新制成的药膏,其中一种具有独特的美白功能,她亲自将其涂在小姐的脸庞、脖子和肩膀上。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什么做的,她说过原料包括大豆粉、水银、鸽子的内脏、樟脑和蛋白,但以什么样的比例配制和有什么其他成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把这些信息当成国家机密,一点也不肯透露。反正这种药膏如果有用剩下的,我就用罐子把它装起来,藏到我的房间里,以免被人换掉或者偷走,因为妓女之间为了美貌而彼此刺探的事情屡见不鲜。(疏浚船虽然是个失明的女人,但却极其精于美容,所以在我们家,没有人——至少我自己——胆敢冒犯她。)

等到面膜揭掉之后——九十分钟太短,而两个小时又太长——小姐的皮肤变得红润,甚至偶尔会有些斑点,加碧艾拉会用热毛巾和黄瓜水来擦它。中午过后,她便去找裁缝,或者练练琴,背诵几首诗歌。为了保持胃口清爽,她只喝厨子准备好的加了醋的水,在午睡之前,她会在牙齿上刷一层厚厚的迷迭香洁齿粉,用薄荷擦擦牙龈,在眼里滴几滴金缕梅水,用来保持眼睛湿润和让眼白更加明亮。她晚上八点起床,在加碧艾拉的服侍下穿上衣服,梳好头发,在像完美无瑕的汉白玉一样又白皙又光滑的皮肤上轻轻扑一层粉,然后就会走进世界,准备开始新的一夜。

兵船厂——这个地方不许外人进入,但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的两排房子中间显然夹着一条有几百个工人在忙活的大水道。如果有一艘船即将下水,它便会沿着这个潮湿的码头慢慢移动,而它里里外外,每一扇窗户,每一层甲板都配备齐整:缆绳、大炮、火药、各种武器、船桨、沙漏、罗盘、地图和食品,甚至还有成桶的红酒和新鲜的面包。就这样,在一个工作日之内,也就是第一声工人钟到最后一声工人钟之间,一艘了不起的威尼斯兵船便告落成出海。看着小姐专心致志地打扮自己,我有时候会想起这些,因为我们的生意虽然小得多,却也可以和造船类比,我们同样专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

至于我们的家……嗯,它足够华丽的了。它不在大河道上,但靠近圣保禄教堂,就在圣托马广场和圣潘塔隆教堂之间宽敞水道的末端。主层是朝东的,所以在我们举办很多娱乐节目的夏天夜里比较凉快,而且我们还拥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景色,附近没有邻居窥探我们的生意。

房子里面,客厅非常宽敞,也很大方,墙壁上挂满了最好的二手挂毯、各色丝绸和毛皮挂件,而在小姐的卧房里面,有一张固定的红木床,笼罩着床的是绣着金线的帷幔,床上是洁白得像刚下的雪堆般的亚麻布。起初几个月,这件家具是香皂商人独占的领地。她会陪着他,朗诵诗歌(可惜多数是他自己写的),偶尔举办宴会招待文人和生意人,在这样的宴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文学、艺术和金钱。随着她的艳名越传越远,她理所当然地要接待别的顾客,因为他独占花魁,别人自然会眼红,而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人们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其他追求者,特拉维索最初因为吃醋而变得更加激情澎湃,但后来他就冷淡下来了。所以等到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其他固定常客。

除了加碧艾拉(她来自托切罗岛,脸蛋很美,为人也通情达理),我们家里的人还包括马切罗——我们自己的船夫,以及厨子莫洛——他越是发牢骚,做出的食物越是可口,这让我想起巴尔德萨。他每天和我到里亚托桥去。里亚托桥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在威尼斯体面的女人都闭门不出,买卖东西就成了男人的事情,而在这里的市场上我算是一号人物。早上的人群可能会很挤,不过高大的莫洛和我的钱袋让我免遭人们的踩踏。那些小贩都认识我们,给我们留下最好的肉和最好的鱼,因为我们的厨房几乎和小姐一样出名。“布西诺先生!”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他们对我很有礼貌,甚至算得上是恭维,有时候他们会在我面前蹲下来,向我指出某条他们为我留下的鱼是多么新鲜。我不介意他们开我玩笑。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玩笑,而且被人开玩笑比被人辱骂或者漠视好多了。

鱼市本身就是威尼斯的奇迹,它位于大河道边上,顶上搭着很高的遮阳篷,地板是石头的,铁栅之下还挖了不少排水沟,所以就算是最热的天,他们也能让鱼肉保持新鲜。我曾经见过一些厚厚的海鱼片,尾巴有很多鱼鳞,让人忍不住想到可能是渔夫将美人鱼拦腰斩断之后送来的。等到有钱人都走了,市场总会有一些留给穷人的剩货。鱼贩子会用水把鱼内脏和不要的鱼头冲走,穷人就站在河边等着把它们捡起来,不过他们得和俯冲而下的海鸥争抢。那些海鸥肥大得像营养良好的婴儿,而且要比婴儿吵闹得多,它们的喙锐利得跟铁钉一样。在到圣马可教堂的一路上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我曾见过几个元老院成员身上沾着鸟粪,因为海鸥为了再吃一顿,会把昨天吃下的东西排泄出来。

这些高官之中有一个今晚会光临我们的房子,我要买的正是他的晚餐,因为他喜欢就着很多酱料吃烤鱼和烤肉。他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一只彩色的乌鸦(因为元老院的人穿的袍子是深红色的),是罗雷丹家族的人。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的家族早在9世纪就发家了。他是元老院的成员,曾经在这个国家诸多重要的机构任职,最近还入选十人内阁,已经非常接近威尼斯的权力巅峰。他每次到我们家都穿得很隆重。实际上,他是一个极其奢华浮夸的家伙,肥头大耳的,但他的光临让我们蓬荜生辉,因为他既有地位,又有影响力,每个优秀的妓女都希望在她的生涯中有这两种因素(主要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国家有装正经和清肃民风的倾向,人们越是了解掌事的人,就越容易预料到什么会犯忌,什么不会)。他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都来。我们通常只招待他一个人,因为他是政府的官员,不能和平民百姓称兄道弟。话虽如此,但这个伟大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像它的水路一样弯弯曲曲,小姐也喜欢有别人同欢:“这样他会厌倦和其他人打交道,我就不用等到困得不行才和他上床啦。你不知道的,布西诺,有些男人实在无聊透顶。”

我让厨子去讨价还价,自己往回穿过里亚托桥,来到德国商行附近的一座酒馆。这家酒馆的炸鱼鲜美得让人们的味蕾分不清什么是甜的什么是咸的,而且这里的兑水甜酒(得兑水才好喝,不过我越来越喜欢喝甜的)是从塞浦路斯运过来的,非常甘美。我每次到这里都会留一点小费给大声说话的酒馆老板,所以他让我独占门边的一张桌子,而且我坐的椅子有一个厚厚的坐垫,坐垫是我每天从吧台后面要来的。就这样,我坐着就和正常人一样高了,可以和他们东拉西扯。

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聊着昨天突然爆发的一场桥上战斗。那是在圣玛格丽塔广场附近的拳头桥上发生的,卡斯特拉尼军工厂的工人将尼可罗迪的渔夫打得落荒而逃。又是过节的时间了,伟大的复活节,威尼斯在这个时候举办它和大海的结婚周年庆典,过不了多久,这种街头打架便会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当土耳其人仍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履行了诺言,有时在船上给我买一个位子,让我陪他看这样的打斗(我那些意大利同胞不喜欢有我这样的侏儒做伴,但他显然很高兴)。但他到君士坦丁堡去已经一年多,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冒险单独去看人打架了。

我把眼光从那些聊天的人身上移开,抬起头来,透过拥挤的人群之间的一道缝隙,发现离我几张桌子的地方有个人正在看着我。那人是一个商人,穿着很好的衣服,戴一顶新帽子,披着一件披风,还穿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天鹅绒夹克。我觉得他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到底是谁。不过他好像认识我,因为他一直盯着我看。一个到过我们家的顾客?肯定不是。说到生意,我的记忆力近乎完美,我没有从他手里拿过一个钱袋,或者隔着我们家的墙壁听过他的呻吟。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我们相互认识的,我想。”

声音是那人的。但是,天哪,他变了。垂下来的鬈发和无边的帽子不见了,下巴的胡子刚刚刮过。从他走路的样子看,他甚至变高了。如果人们之前不认识他,可能会认为他是来自西班牙或者希腊的生意人。希腊人在城里有一个很大的聚集区,有人说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个人去哪里做礼拜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虽然有些方面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绅士,可是我知道他是犹太人。

“你是托多尔蒂先生,对吧?”隔了这么多年,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嗯,怎么会忘记呢?很久之前,我去犹太人居住区抵押珠宝的时候,他曾经很多次在那间阴暗的小办公室中见到我在契约上签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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