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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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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在攻破东京城四个月零三天以后，金军开始全面地撤退。

首先由于天时和地理的原因，那年三月中东京已出现初夏的气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室韦人大都不服南方的水土。再加上“大战以后，必有大疫”，温暖起来的天气为瘟疫流行创造条件，病倒者日多，有时一天内死亡了一二百人，十天八天下来就是一场中等规模战役的阵亡人数。不能长此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人事上的原因，一座繁荣富足的东京城早被“刮”干“刮”空，鸡肋不再值得留恋。何况，既有掠夺，就有分赃。现在无论在上京会宁府的皇帝、贵族，无论在前线的大将和各级军官、猛安、谋克等都迫不及待地要想分得一杯羹，撤兵之举，势在必行，谁也阻止不住了。

当时在东京的伪楚政权根本没有站稳脚跟，两河抗金部队仍然活跃非常，特别是已经开府称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乃赵氏近支皇族中唯一的孑遗，凭着太上皇之嫡子、渊圣之亲弟这双重资格拥有较大的号召力。金军逗留在东京时期只派出少数部队巩固四围，只要不威胁东京的安全，就不积极出击。康王的势力并未遭受打击。总之，金军尚未做好必要的善后工作，甚至也没有进一步考虑今后的发展趋势，就匆忙草率地下令撤军。

其中斡离不是反对撤军的。

城破之初，斡离不坚决主张“和平入城”，规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结果，只有在奸伪帮助下搜刮物资，获得绝大的成果，这一项算是成功的。此外，他主观希望的收拾人心，尽量减少破坏，减少宋朝方面军民的敌忾心，保留一个乖乖听话的赵氏以有利于今后推行绥靖政策的多项政治目的都落了空。他终于明白，在举国上下都希望撤兵分肥的大势之下，他个人的远见无法与之抗衡。后来他自己也成为撤兵的积极派，率军取道河北而归。

东京城内外，包括战前调拨，城陷后又陆续征签调发的金军不下二十万人，他们只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全部撤清。四月初一，最后一批金军从南薰门下来，直趋青城，把城外的营垒帐篷连同搬运不尽的米谷布帛等物资都付之一炬。一夜间火焰亘天，士兵出发，鼓乐奏歌不绝。到了四月初二清晨，恍如再生的东京孑遗，兢上城楼观看。只看见一片火烧场的遗址，黑烟缕缕不绝，焦味扑鼻。城下竟无一个金兵遗下。

东京城遭受一场弥天大劫。

唐朝建都长安，由于各种物资水陆运输的方便，关东的东都洛阳一直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五代后唐亡国时，洛阳遭受兵燹水灾，破坏特甚，石晋迁都开封，粗能完给。晋元帝时，契丹纵兵南下，开封遭受第一次大灾难。以后经过后周及北宋百余年来的休养生息，开封府从恢复到发展，达到空前的繁盛，人口百万，物资充牣，商肆店铺，栉比鳞次，成为当时我国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至此，才遭受到经过几百年也恢复不起来的彻底大破坏。

金朝的根刮，直到撤军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张邦昌登基前几天，东京的一名富户向萧庆告密说他藏在地下的一千两银子被伪官挖出私自吞侵了。粘罕大怒，认为东京百姓一定还有不少窖藏，伪官不肯用心搜挖。当日下令将负责根刮的礼部尚书、副留守梅执礼以下四名大官都剥去衣服，在大街上示众后，执行“蒙霜特姑”，活活打死。四壁根刮官胡舜陟等四名御史一级的官员被判鞭刑，也押到闹市中来执刑，四人中鞭死了一个，其余三名也都血流遍体，号泣过市。金人唯恐老百姓还有金银埋在地下，藏入壁中，几乎把所有房屋的墙壁都拆开了，砖坪都翻了个身，结果所得十分有限，百姓家中的一衣一履、一针一线、一瓮一罐，都被作为藏匿物资，搜出去报功。

根刮确实把东京人从头到脚都刮得精光了。斡离不不知道他的根刮政策一天不停止，他的绥靖政策一天就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与粘罕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亲贵的见解并无不同。

金军撤退前，百物腾贵，大都是有价无货。百姓赖以生存的蔬菜早已断档，居民全身水肿，特别是两腿肿得更加厉害，一揿就是一个瘪洞，揿下去了，半天弹不上去。这时药料都被金人搜去，患病者只好听其自为生死，患浮肿病的人，往往不到十天半个月就匍匐死去。还有害眼病的人更多，发病初，眼睛中好像揉进一粒沙子，不久就视线模糊，看出去形象不清，更怕有阳光，一过黄昏，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不消几天，就变成瞎子。东京人把这种眼病称为“夜眼”。东京城原来特别多的是眼科郎中，他们以“浑身眼”为独特的商标，摆个地摊，撑一把太阳伞，上面画一百只眼睛就算是招牌。平常是药到病除，病人趋之若鹜。为斡离不治眼病的太医也不免要请教他们，使用他们的秘方药水。治“夜眼”也不难，只消用清水调蛤粉，滴在眼睛中即愈。但此时蛤粉已断档，冒牌仿制的药水缺少了这种主要成分就不起作用，东京市上的瞽者日益增多。

一场浩劫，东京百万人口中减少了十分之二，由于赈济所的长期存在，办理得法，三月初六以前直接饿死的贫民倒不算很多，大部分是死于病，而那些病的起因还是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可算是间接的饿死者。城破之初，跟随刘延庆父子突万胜门而出的老百姓死了一万多，吴革举义时，也有相当数目的军民在南薰门、万胜门两处突围被杀，能够活命逃出去的只有少数。

还有不少百姓在“根刮”时奋起反抗，与根刮的公人同归于尽。部分百姓在集会迎驾或阻止皇族出城时，鼓噪示威，被范琼所杀；有人讽刺张邦昌的江山是纸糊的；有人大骂范琼等三狗助纣为虐，因而被杀；东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小关索李宝在阻拦太子出城时，与他的伙伴们十九人同时被杀。奸党们也在搜索何老爹等人，有人说他突围时战死了，有人说他已逃出围城，生死不明。

总的来看，东京人死于流血的还不是多数，多数人是不流血而死。但无论流不流血，同样都因家破国亡而死，死人多至二十万，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的惨剧。金朝的贵酋、宋朝误国的君臣以及一批无耻投敌妄想做伪朝顾命大臣的官僚，对这场惨剧要负全部责任。他们逃不掉历史的斧钺。

东京人登上城头，目视金军撤退，不是由于我朝大奋军威，把它们打败赶跑，而是他们鼓乐奏歌，自动凯旋，感到十分耻辱，看到宝贵的米面粮物，在城外废垒中付之一炬，更感到痛心。痛定思痛，再想到国家已亡，亲人多死，吾君北迁，即使自己有了再生的希望，活着还有多少意义？百感交集，前途茫茫。

初二下午，忽然刮起一场少见的大风，天气剧变，飞沙走石，通夜不停。到了初三，日已过晡，天色还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耳壁厢只听到风声、尘沙的滚滚声，好像有千军万马在风尘中呐喊作战。有人恐怖地想象金军去而复来，城中难免又有一场大屠杀，有人乐观地想象九殿下率领大军前来，把撤退中的金军全部围歼了。

这两种推测当然都不是事实。这样的“尘暴”，整整延续了三天。白天要点了灯才能行动，而在罗掘俱空的东京城里，一盏油灯、一支蜡都成为奢侈品，几十万百姓点不起灯，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在这几天中，东京城暗无天日，其实在整个沦陷时期，东京人的心也都沉在黑暗之中，看不见明天，看不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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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兵令下的第一天，即在三月二十八的当天，金朝东路军统帅斡离不与西路军统帅粘罕就分别从他们驻军所在地的刘家寺、青城两处出发。东路军取道河北，西路军取道河东，基本上仍从他们南下时走的老路北归，预期两军于五月初相会于燕京。

斡离不军中携带着太上皇、郑皇后、泗王、景王、肃王、信王和帝姬驸马们。还有康王的生母韦妃、康王的妻子邢妃也在东路军中，将来可能还要作为人质派上用场。粘罕军中携带着渊圣、朱皇后、太子、燕王、越王以及其他的皇子、长一辈的帝姬驸马等一起北行。其中燕王出城时，曾被老百姓挽留，请他留城中主国事，遭金人之忌，受到的待遇特别恶劣。启程前一天，就饿毙在营寨中。死后身体缩小，长仅四尺余，宽不过八寸，金人锯了一段马槽，把他的尸体硬塞进马槽，两腿还嫌太长，马槽中放不进去，顺手两斧头，就把它们斫下来。连尸体带马槽，外加两条断腿，一起就地火化。太上皇差刘当时带口信给燕王妃，要她把烬余的骨殖埋在寨旁空地上，说是：“埋骨此处，尚为中原之地，省得北去，死了也是异乡之鬼。”王妃不从，一定要把骨灰和烧不尽的残骨带在身边走路，别人也劝阻不住。渊圣临走前来得及亲临致奠，他哭道：“叔父先走一步，为你侄儿在地下经营，侄儿不久也将追随叔父来了！”

太上皇在东路军中受到的待遇似乎略胜一筹。出发前，斡离不又派来通事安慰他，说的还是那套大道理：“自古圣贤之君，无过尧舜（要女真贵酋斡离不承认尧舜乃圣贤之君，真不简单），犹有揖让，归于有德。上皇博古通今，历代革运之事，心下煞理会得。但请宽心，必有快活时。”又说，“本国取契丹，所得嫔妃儿女，尽配诸军充赏。以上皇有海上之德甚厚，今尽令儿女相随，服色官职，一皆如故，本朝报德，可谓不菲。”

话说得“煞”好听，不过做起来又另是一样。当天晚上，有一名胖鼓鼓、笑嘻嘻的女真官员，自称奉二帅之令，派来侍奉太上皇上路。太上皇一听就知道他是北行的押送官。但今夜之来，别有任务，是代斡离不向太上皇说亲，指名要王婉容之女幼帝姬许配给粘罕的次子为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