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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一九二○年七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九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一九二○年十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天，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七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义。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加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七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之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内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环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

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信扔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一九一八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