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柯德上前解释说:“对不起,这位女士,事情是这样的,我带着我的仆人,”他指指桑丘说,“我们走在路上,见到这位老太太躺在路上,我们就扶起了她。看到她不醒人事,我就让我的仆人桑丘把她背到这里来看医生。这位女士,请你相信,我们根本就没有撞倒你的婆婆。事情就是这样的。”
“呵呵,”中年妇女冷笑了两声说:“有谁撞倒人会主动承认的?不管怎么样,现在婆婆被撞成了这样,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位女士,请你冷静,撞了就是撞了,没撞就是没撞。何况大夫也说了,老太太并无大碍。我们没有说慌的必要,我们也不会说慌的。”
“啊,看不出,你还挺会说的嘛,看样子就不诚实。大夫说没大碍吗?大夫,你敢保证吗?”中年妇女把矛头转向了大夫。
“这个,这个我也不敢断定,毕竟她这么老了,谁敢保证啊。”大夫巧妙地把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
中年妇女说:“听见没有?狡辩是没有用的。反正你们得赔偿,不赔,我们就只好去见官了。”说完,她就一屁股坐在了她婆婆旁边,还把一只脚翘在了另一只上,眼睛看着天花板。
见官是堂吉柯德现在最希望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上,见官,由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堂吉柯德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决斗。但这个决斗仅仅只限于男人的范围,和女人决斗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生的事情。或许,骑士侠客们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男人和女人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他们不屑与女人计较。这就是所谓的‘男不和女斗’吧。但是在这样决斗也不行,道理又讲不清的情况下,见官由法官裁决就是唯一的方法了。
堂吉柯德对中年妇女说:“那好,现在只好这样,一切由法官裁决吧。我相信法官会公正判决的。”
“哼,我们这里没有法官,只有老爷。”中年妇女针锋相对地这样说,没有半点让步的味道。
堂吉柯德只好退求其次,他说:“那,就由老爷来评判吧。”
………【第三十章】………
大夫见那妇女非要和堂吉柯德打官司,怕因此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他就赶紧说:“二位,你们要去打官司可不管我的事啊,我可没时间陪你们玩,我还要做我的事情。反正,老太太的病我已经诊治了,也开了药,你们谁给付钱呢?”
中年妇女也不搭理,她认为谁撞了她婆婆,谁就应该付这个医药费,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至于官司打下来,该赔多少,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堂吉柯德却觉得自己先付上这份医疗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先前自己也有付钱的打算。当然他并非傻到了随便乱用钱的地步,他只是觉得这医疗费也并不是很多,伤不了他的经济的元气。在说了,为了这点钱又在这里争论不休的话,实在是太浪费他的时间了。他觉得还有很多行侠仗义的事要去做,还有很长的路等着他去走呢。于是他爽快地付了这份钱,把事情作了一个段落。
在去衙门的路上,中年妇女一边搀扶着清醒多了的老太太,一边又在不听地唠叨:“说了叫你别去的,你偏不听,这下好了,出事了吧,万一落个什么后遗症咋办?我一天忙上忙下的,再叫我去伺候一个病人那还得了。那个要死的,这时候也不知道跑那里去了。现在看个小病都贵的要死,谁还病的起啊,一个病人就拖跨一家人。隔壁春香家不是拖跨了吗……”表面看去,她是在不停地叫苦,实际上她是在暗示她的婆婆——你可别再添乱啊,拜托。她就这样整天地担忧着家庭的经济,生怕生意外而拖跨她们的脆弱的家庭。她在这样一种忧心忡忡的环境里生活,使她变得暴躁不安起来,她用大声说话和动不动就骂人掩饰着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同时,她又用这种暴躁和飙的形式去释放内心的压抑,使她的近于崩溃的情绪得到一点平衡。这也使我们理解了她抓着堂吉柯德不放的原因,因为,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根本承担不起任何的意外和不幸。她也并非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家庭经济压迫得变了形的妇女,这个压力让她丧失了明辩是非的能力,使她觉得自己完全象个人人喊打的低贱的老鼠,使她缺乏自信,觉得每个人都有伤害她的可能。因此,为了自保,她处处提防,她把自己的嗓音放大,动不动就说出毫无礼貌的话,也不过是出于保护自己而已。这就是她的唯一的自卫武器,但是这个自卫武器却是个没有目的的乱投的标枪。
虽然中年妇女的唠叨使她内心的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个压力却随着她的声音转移到了老太太的身上。说实在的,老太太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撞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路上躺了多久。现在使她感觉恐惧的不是被撞倒,而是她媳妇的那种暗示和顾虑,没有问题,她的确生怕自己会给家庭带来灾难而连累她们。她很清楚,如果她如实地说,自己不知道谁撞了她。那么,如果今后真的因为自己这次的摔到而出现了什么后遗症,这个负担就将完全由她的媳妇和儿子承担,她们是承担不起的,这个她很清楚。现在,老太太完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她现在的心里有几个害怕的东西,一个是怕媳妇承受不了压力而投向他人的怀抱,这一怕是建立在她说‘自己不知道谁撞自己’之上的;二是怕万一桑丘真的没有撞倒自己呢?岂不是冤枉了人家吗;还有个害怕的就是她媳妇的唠叨,她怕她一直抓着这件事情不放,一直在自己的耳朵边不停地埋怨和脾气。老太太在心里权衡着这些利弊,衡量着它们的分量。她觉得自己想得有些累了,于是轻易地作了个决定,那就是坚持先前的点头——认定是桑丘撞了自己。她认为,这是符合她媳妇的想法的,而且不一定就是冤枉了人家,因为她不知道是谁撞了自己,所以至少有一半的准确性。再则,她估计,堂吉柯德他们不一定在乎这一点点赔偿的。
………【第三十一章】………
要说古时候的中国,谁要打官司到是比现在方便的多。无论高低贵贱,有无文化,只要去敲响衙门口的皮鼓就好。这就让周围的人知道——哦,谁,谁要打官司了,看热闹听热闹去。无论如何,这声势是造够了的,这或许又可以看着是另一类的司法公开的毛坯雏形吧。
来到衙门口,中年妇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放在鼓边的棒子就敲了起来,几个衙役听到鼓声就从里面跳了出来,然后就将中年妇女婆媳及堂吉柯德和桑丘带了进去。他们的白马呢,自然是堂吉柯德寄放在了街上的一家驿站里了。由于一直在忙着替老太太看医生和后来的争执,堂吉柯德也没有问问该地的地名。上了厅堂,他才知道,这里叫金陵,是长江边的一个不小的地方。
县太爷自然坐在上面,傍边有师爷坐着,准备着记录,两边还站着两个衙役。县太爷叫刘高,已在这金陵当了三年的知府,虽然名声好不到哪去,但也不是很糟糕。相传,刘知府断案有个特点,那就是推理性强,极富逻辑性。常常将原告问得目瞪口呆,也常常判决得被告心服口服,找不到反驳的道理。
刘知府开堂就问:“堂下什么人?为什么击鼓?”
中年妇女抢上前去说:“是民女击的,为的是状告这两个。”她用手指着堂吉柯德他们。
刘知府又问:“先报上名来,及年龄,哪里人氏,家住何处。”虽然有些罗嗦,但也是必须要履行的程序。这主要也是考虑到师爷便于做好记录,使每个案卷整齐工整。
中年妇女说:“民女张氏,家住草帽街,三十四岁,男人李长水,是街上的泥水匠。”师爷快作了记录。
刘知府继续问:“那么,张氏,你告他们什么呢?”
张氏回答:“我告他们在路上撞倒了我婆婆,她受了伤,要求赔偿。”
刘知府转过去问堂吉柯德:“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住何处?”
堂吉柯德回答:“在下堂吉柯德,西班牙人,五十岁。”
“哦,西班牙人,很好。现在这位妇女告你撞了她年迈的婆婆,你有什么话说?”
“我们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这完全是个误会。事情是这样的……”堂吉柯德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最后他又加强了语气重复说,“大人,这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刘知府又去问张氏的婆婆:“那么,这位老太太,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多大年纪?”
老太太战战兢兢地说:“我住在草帽街,和儿子媳妇一起住,我叫赵一花,今年七十多了,多好多想不起了。”她有些抖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本来年迈造成的,而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从来没来过衙门,更没打过官司,这种场面自然让她有些胆怯起来。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地下,根本不敢去看任何人。她在心里打算如何近快离开这里。
刘知府继续问老太太说:“你告诉本官,他们是怎样撞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