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遇到他们过去的老队员,或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我都感到高兴、亲切。
《铁道游击队》出版了,可以告慰的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以及我个人多年的愿望是实现了。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写作水平的限制,给作品留下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可是写出后,自己再看一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采。
我创作的经过就是这样,写在这里,作为读者看这部作品时的参考,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
一 英模会上采访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和鲁南各个军区的部队选拔的战斗英雄、模范,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云集山东军区所在地的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次大会在莒南县的坪上召开。来自各个根据地部队的英雄人物,都集中到这里了。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将把自己在战斗中创造的动人英雄事迹,向大会做报告,最后由军区首长进行评选,授予荣誉称号。
这次战斗英模会,是山东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党政军民等领导机关都很重视。因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是由英勇的八路军在人民的支援下,和敌伪顽军及封建地主武装拼命流血,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战斗,才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坚强的抗日基地,使这里的人民翻身,使我们的部队有了可靠的依托。也可以说没有八路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根据地各界人民群众,饮水不忘打井人,他们杀猪宰羊送往大会,让这些为人民立了战功的英雄、模范,能够吃得好,开好大会。
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方面为大会服务,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战斗事迹材料;另方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准备为报刊写报道和文章。我们《山东文化》编辑室的同志都投入了这一工作。
我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听了这位英雄的报告,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当时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都到了。如胶东的任常伦,鲁中的曹世范,滨海的何万祥,在这次大会上都被评选为甲级战斗英雄,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也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他在大会上谈到他个人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创造的惊人事迹,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地轰动。也可以说徐广田把铁道游击队的几次出色的战斗一谈,他就被大家一致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了。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任务是很艰苦的。那时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个地区,还处在暂时幼小的时期,兵力还没发展起来,装备很差,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而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有近代化的装备。面对众多的敌人,我军只有和敌人打游击,转山头,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由于我军武装落后,又没充足的弹药,所以在战斗中,主要是用手榴弹和刺刀去和敌人拼搏。应该说我们的战士不光是凭武器,而是凭政治觉悟,靠勇敢去消灭敌人的。虽然我军不断地取得战斗的胜利,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是极大的。在此情况下,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他们在敌人据点里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有时把敌人的火车开跑,和另一列火车相撞。他们机智勇敢地消灭敌人,歼灭了日寇对付铁道游击队的各种各样的特务队。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来支援根据地。把成车皮的布匹截下来,解决了山区根据地军队的冬衣。他们能从火车上搞下可装备一个中队的日式步枪、机枪,送进山里。如果我军主力在战斗上缴获这么多武器,得用成团的兵力和敌人搏斗,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才能赢得。可是铁道游击队却不鸣一枪,就把这些主力极需的武器拿到手了。多年来,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真是打得敌伪胆寒。显示了党所领导的游击健儿的神威。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我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我敬爱这些杀敌英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访问了甲级战斗英雄徐广田,想把他们在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写出来。
在我找他采访过程中,我和徐广田渐渐熟了。他有着热情豪爽的性格,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他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衣,脸孔微黄,说话时面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出名的杀敌英雄。他和我谈了许多他个人和整个铁道游击队的带传奇性的战斗故事。
正巧,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这时调到省党校学习。党校就住在坪上附近。我又去访问了杜季伟。杜二十五六岁,正如《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所描写的:他清秀的面孔上有双细长的丹凤眼,他是个读过筛范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儿们混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发挥了他的政治工作威力,确非易事。杜和我谈到他怎样被党派进敌人控制的枣庄,在炭厂当“管帐先生”,怎样组织力量打洋行,为了配合山区的反“扫荡”,他们在临枣支线上大显身手,搞了震惊敌伪的“票车上的战斗”。后来他们拉出枣庄,战斗在津浦干线,以微山湖为依托,对这南北干线上的敌人,进行了机智而顽强的战斗。他们打岗村,搞布车,消灭了一批又一批鬼子的特务队。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一段干线的局势。不过,到了1943年,他调出铁道游击队,到党校学习。
我向徐广田和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战斗事迹有了一个轮廓,对他们从事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大会以后,我整理了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材料,进行构思。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军事。1938到1939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做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我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去捡煤核,在车站上也学会了扒车的技术,慢行的火车还可以上下,快车就不行了。后来我随父亲到过道口、焦作等地上学,后来又在车站上作过义务练习生,因此,我对火车站和列车上的生活比较了解。不仅熟悉铁路上的职工,而且对于行车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也了若指掌。如果不了解铁路上的生活,要写好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在根据地的人民中,广为流传,所以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从文学上反映出来,一些作者不了解铁路生活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还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的一切并不了解。当时又是战争环境,铁路被敌人控制着,也不能去采访。记得1943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出来。这个记者虽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击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铁路上的生活。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战斗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如“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等。由于他们的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我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
我动手写铁道游击队的章回体小说了。当时还是真人真事。我写了草创时的一部分,在好心的编辑同志的鼓励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当时的标题是《铁道队》。因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全国解放后,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时,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
它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由于故事性较强,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当这个作品让战斗在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看到后,却有不同的反映了。
不久,我接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当时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已经牺牲,新任大队长是刘金山。原来的政委杜季伟在党校学习后,调到别处工作了。新任政委是张洪义。刘、张用铁道游击队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当他们知道我在写铁道游击队,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他们是高兴的,对我表示感谢。接着他们就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他们所有的干部和队员都一致热情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他们斗争生活。他们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我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的更好。最后他们再次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
我看了他们的信,沉思良久,深感到在从事这一写作上,有点过于草率。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从信上看,作品已显出了不好的效果。这封信实际上是对我写的那一部分有意见,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批评就是了。所以婉转地邀请我到铁道游击队去,然后再写会更好些。这说明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作品是写不好的。想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很惭愧,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虽然还没刊登完,也停止连载了。虽然如此,我写铁道游击队的决心并没有变,相反地决心更强了。我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深入一段生活,然后再动笔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部小说。
在鬼子投降前后,我两次到鲁南的铁道游击队里去。
二 到铁道游击队去
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我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人物在一块生活了一个时期,常常随他们活动在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有时住在微山岛上。当我一和他们接触,我就热爱上这些英雄人物了。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都是些英勇顽强的好汉。我住在他们大队部,刘金山大队长,高大的个子,憨厚的面容。他虽是后任大队长,可是却以打岗村赢得了大家的敬服。原来给我写信的政委张洪义,他在铁道游击队的威信很高,可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又调来一个姓孟的政委,不久也牺牲了。因为铁道游击队是在敌人紧紧控制的铁道线上,在稠密的敌人据点之间活动、战斗,外来的干部不熟悉这里情况,掌握不住当地敌人的活动规律,很容易遭到牺牲。在鬼子投降前后,也就是我去的时候,新调去一个叫郑惕的副政委,他是主力部队团的特派员。他工作认真果断,并有活动能力。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命令日伪军不要把武器交给八路军、新四军,要还未放下武器的敌人就地维持治安,听候国军前来受降和整编,实行蒋日伪合流。这时铁道游击队正包围着一列南逃的敌装甲列车,前后的铁轨都被我拆除,敌人动弹不得,但不向我军投降。在我主力和铁道游击队威逼下,郑副政委多方和敌人周旋,最后这股敌人还是向铁道游击队投降了。
这个投降场面在《铁道游击队》小说里已得到反映。在大队部我也认识了副大队长王志胜(小说中的王强是他的化身),他在队上是个“老好好”,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一员福将。他平时办事有点犹豫,可是遇到危急时刻,也能急中生智,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血染洋行就是一例。他们在微山湖突围时,刘金山和政委都到湖外和铁道东去了,是他率领铁道游击队化装突围。当时他的老伴也在微山岛上,拉着他的衣襟哀求着,把她也带出去。这时岛上、湖里到处都是鬼子,在搜索着铁道游击队。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她这样做,很容易暴露目标,影响整个大队的安全。在多方劝阻无效后,王志胜气得火冒三丈,他一脚把老伴踢倒在地,拔出手枪对着老伴狠狠地说:“你再罗嗦,我崩了你!”接着就带着化装成“皇军”的铁道游击队,趟水向湖外冲去。我曾访问了王副大队长的老伴,想从她那里了解些王志胜的情况。她和我谈了王志胜的一些斗争事迹。可一想到微山湖突围,她就生气,还向我诉苦:“老王多没良心!他要用枪崩了我。”我只得安慰她几句:“都是老夫老妻了,还记着这个干啥?!”当时我没有批评她不识大局,只是说:“那是老王在吓唬你,别太认真了。”
几位大队干部对我都很热情。这时,徐广田对我也很好,因为我们是在省英模会上就认识的,比起其他新结识的,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这年冬天很冷,他看见我戴了一顶旧棉军帽,就把自己戴的一顶新缴获的日军皮军帽扣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