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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旦(第1页)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60年代印的,集的照片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30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16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额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20岁的,常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还有两截走廊,两个拐角,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才觉出阶梯的存在;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把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12岁,只有三年戏龄,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时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之极,让人感到他是懂的,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是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攻不是女的,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眉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性别,他们给予例外地理解。

12岁的阿攻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上去会指头碰指头;眉毛也拔齐了,只有一线细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70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70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除了茶、大烟,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都给禁了,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为阿玫冤枉,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挥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挨门脸,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120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宵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住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给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让他们觉得好笑了。阿三已没路可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窜就上了树干。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些扭摆,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地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是个男孩,他们会彻底倾倒,绝不继续麻烦阿三,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裤子降落到树下,他岔开腿雄赳赳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60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结局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闪闪发光地翻蜷。听到此处,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在真嗓和假嗓的门坎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得有点别扭,有点人不人兽不兽的怪腔,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它。阿玫对于人们,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14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16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老人温约翰说,其实是“关山第一旦”。当年的华人把此地称为“关山”,而不是“金山”,粤语的发音把“关”与“金”混淆了。我遗憾念误的“金山”今天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关山”其实把那时离乡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种自我流放的苍凉感体现出来了。

现在我不再是无所用心地来打听阿玫的事情。最初我来到这个荒僻的展览馆是为寻找1870年一位中医的蛛丝马迹。直觉告诉我,阿玫或许是更奥妙的一个故事。每个星期我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就搭一小时的车到唐人街边缘的这个展览馆来。展览馆从来就只有温约翰一个人。有时他不跟我客气,坐在那里睡午觉,我便翻阅一些不允许复印的资料图片。我希望翻到阿玫另一些相片。

从展览馆所在的那条街穿进一条小路,便到达唐人街的腹地。这里的人多半是旅游者。再遥远地来,马上就变得像中国一样随随便便,步子是边走边瞧的,交通法则也有了大大的弹性。和祥剧院是阿玫当年红起来的地方。我离开它后往西走,上一截坡再往回看,仍是没有形容它的欲望。没有阿玫,这是个平庸的地方。

阿玫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常常打他埋伏的那个人。奥古斯特是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第一次看阿玫唱的《雷峰塔》,大概在他56岁的那年夏天。奥古斯特在教堂里供一份职,同时私授音乐课。他在遇上阿玫前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有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家庭。人们印象里的奥古斯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密布,一笑就是那个辛酸的笑容。阿玫从饭馆、商店、学校走出来后,在五六步以外回头,便看见了奥古斯特。有次他对阿玫笑了一下。阿玫觉得这个秃顶男人样子不恶,主要那对自卑的眼睛,引起了阿玫的兴趣。那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天性中致命弱点的人的自卑。阿玫当时是在上学的路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前辈们不同,他非常想做个银行职员,就像午间到唐人街来吃饭的那些戴礼帽、扎领带的男人们。不知凭了什么,阿玫认为做个名戏子前景不妙。因此他暗中补习中学课程,打算将来能进入会计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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