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二十岁的罗卫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
畜牧站的尘土飞扬的大院里热闹非凡,杨云的同事邻居都赶着来向她贺喜。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少而又少,考上了艺术学院,而且是学西洋油画,在青阳县的老百姓看来,简直就有点天方夜谭的意思了。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来没听说过“油画”和“艺术学院”这两个带着奢糜气息的词。
罗家园借了这个由头,把自己上上下下好好收拾了一番,带上罗想农做后盾,不请自到地上了门。在罗想农的记忆里,自从父亲母亲分居两处后,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
杨云喜气洋洋,穿着一件新做的浅蓝色的确良短袖衫,头发整齐地抿在耳后,左右各别着一根两寸长的钢丝发夹,露出精致的耳廓和一段依旧白晢的脖颈。
“同喜,同喜。”她眉眼花花地反反复复对她的同事邻居说这两个字。她甚至还拿出家中备好的“大前门”的烟,像款待同事一样款待罗家园。她完全忽略了她的丈夫其实不抽烟这个事实。
罗想农很感慨:母亲有多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啊!好像还是在初到江边良种场的短短两个年头,乔六月叔叔还在场里当育种技术员,还没有被县里来的吉普车带走的那两个年头,母亲的脸上有过这样花朵一样明媚的笑容。
母亲对于大儿子罗想农,却是一以贯之的冷淡和粗疏,不停地支派他干这个,干那个,似乎从来都没有想到儿子已经是县医院挂牌执业的堂堂内科医生。
“罗想农,茶叶没了,你上街再买一包去!”
罗想农在汗背心上面匆忙套上一件小褂,奔出门采购。
回来,气还没有喘匀,杨云瞥他一眼,眉头已经皱了起来:“茶叶有了,怎么不去烧水呢?还有,茶杯不够你看不见吗?到对面李伯伯家借几个过来用。”
罗想农这个,罗想农那个,张嘴就喊,挥手就指。这么多年罗想农在杨云的这个家里缺席,没有关系,一点儿不妨碍杨云对他的吆喝驱使。而在同样的时刻,新科状元罗卫星反倒不见了踪影,他正骑着父亲罗家园的“二八式”自行车,肩上装模作样地背着一个画夹,满大街转悠,逍遥得不亦乐乎。
满院子闹闹嚷嚷的人群里,本应是一家之长的罗家园无论如何显得落寞了。虽然他贵为局长,但是畜牧站的地盘是杨云的,人们拥来贺喜是冲着女主人面子的,冷不防地撞见罗家园,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罗家园这一天倒也自觉,暂时地抛开他的局长身份,很低调地坐在屋角竹椅子上喝凉茶,吐唾沫,一边慢悠悠地摇着一把芭蕉扇。罗卫星是他的小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他自然也高兴,只是他不明白儿子干吗不好好地学一门科学,反要去学什么画画。画画能有什么名堂呢?能帮助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吗?能把氢弹原子弹送上天吗?能画出万亩良田万吨钢铁吗?
这样想的时候,他不断地、怜惜地用眼睛去看大儿子罗想农。时代是完全地不同了,如今是罗卫星这样的新一代大学生趾高气扬的时候了,之前几届的“工农兵大学生”,曾经的天之骄子,此刻只能退出潮流,如罗想农一样沉默地站在墙角,等着被他母亲支使,跑堂小子一样地奔前奔后,出力流汗。罗家园自责当年的急功近利,他想尽了办法把罗想农送进大学,却在无意之中阻断了儿子的前程。
罗想农不知道父亲此时的心理活动,他从大院对面的李伯伯家借了六个茶杯,一只手扣着三个,顶着热辣辣的太阳,汗流浃背地往自己家里走。汗出多了手滑,进门槛的时候胳膊被门框挂了一下,左手的三个茶杯齐齐滑落,砰地一声砸落在地,杯底和杯壁统统分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家门内外映出无数个金灿灿的太阳。
一屋子的客人都扭过头,不无惋惜地去看那一地的茶杯碎尸。
杨云的面孔倾刻间变得惊慌:青阳当地习俗,喜日子里不作兴打碎碗杯,这不吉利。她冲过去把罗想农右手里幸存的三个茶杯抢救下来,小心放在茶几上。“成心的呀,你是?”她恼火地责备儿子。
“手滑……”罗想农小心解释。
杨云却没有丝毫原谅的意思:“你就是看不得罗卫星考上大学!”
这句话就重了,相当的重了,像一把斧子砍在罗想农的心上,让他的血肉像茶杯碎片一样飞溅。同样都是儿子啊,她怎么可以对罗想农说出这么刻薄的言词?是的他是被推荐上大学的,没有经过考试,没有像罗卫星那样经过一道一道严格的程序,公平合理地站到宝塔尖上。可是这又是他的错吗?时代的法则就是如此,他又能如何逃避?
满屋子的沉默和尴尬中,罗想农置身在一地碎玻璃中间,每一片玻璃都腾空飞起,分别扎在他的身体各处,锥心刺骨。
罗家园看不下去,咳嗽一声,站出来维护他的大儿子:“杨云你说什么话呢?想农他不过是早生了几年,真要论考试……”
杨云冷笑一声:“是啊,他成绩好,论考试他更优秀,他能上北大清华……谁断送了他的机会呢?当年有人为达到目的,用了什么样的龌龊手段,忘记了吗?”
罗家园再坐不下去了,愤怒地站起身,甩一甩手:“胡搅蛮缠!”
贺喜的人见到局长两口子起了内讧,不免尴尬,找个借口,纷纷地脚底抹油。罗想农一声不响地找来扫帚和畚箕,哗啦哗啦地把碎玻璃扫干净,送到院墙外,拿脚尖踢出一个坑,埋进玻璃片,再踢土盖上,用劲地踩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