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