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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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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虽然属于宣抚司编制，却是一个超然于宣抚司共同利害、共同行止的“编外”人员。宣抚司的同僚们不仅不把他看作同僚，还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排除在他们的小圈子以外。他们一致把马扩看成一匹不羁之马，甚至是一匹害群之马、一个化外之氓、一名异端分子，总而言之，他是宣抚司机关内部的一个“叛逆”。

西军出身的马扩，对于宣抚司具有一种先天的抗拒性，两者原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他成为叛逆的唯一原因，宣抚司里也有西军出身的人，他们好像是加工过的腌肉、腊肉、风干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变得比较可以或者完全可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和新的僚友们沆瀣一气了。

马扩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加工改造的顽固分子。他知道在宣抚司当差，必须随时摆出（或者至少是随时装出）一副对统帅部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的表情。哪怕是碰到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是统帅部提供的、主张的，首先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一通，然后再去弄清楚它的内容和实况，谈起一个统帅部的人员，哪怕他是极为普通的将领或工作人员，也要把他放在明显的敌对地位上加以恶毒的讽刺、怒斥，这样才能取得和宣抚司同僚们和衷共济的效果。换句话说，小范围内的“和衷共济”是要以牺牲大范围的“和衷共济”为条件才能取到手的。

可是这个化外之氓的马扩偏偏不肯按照这个公式跟同僚们“和衷共济”。他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感情。统帅部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也反对它，但如果是正确的，他就热烈支持，坚决拥护。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以及他跟统帅部大部分人员的亲密关系，当他们遭到无端攻击时，他就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当他保护朋友的利益时，使用的词汇是尖刻的，有时是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他们受到攻击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这就怪不得当他的同僚在推举他使辽时，要加上一条“擅长辞令”的考语。他一有空，就往统帅部跑，宣抚司的同僚们有时当面讽刺他“回娘家去”。他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蔑视他们，无视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确是回娘家去了。

此外，他丝毫也不像在宣抚司这个权威机构内当差做官的样子，丝毫不具备当差做官应有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这又是特别触怒他的同僚的一个原因。

一个官僚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僚，因为他们忠实地按照官场中公认的一整套常识行事，并取得正规化的形式，把它们看成行事的准则、处世的不二法门。集合这样一批官僚主义者在一个机构里办事，它就成为一个官僚的机构。

在宣抚司当差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是：

对上司，必须维持其上下尊卑的体统，还要想尽办法引起他的注意，博得他的欢心；对同僚，要有“私交”，要相互吹捧，表现得热络非凡，虽然不妨碍在利害冲突之际，彼此在桌面下踢脚，在背心后面放冷箭；对下属，一定要摆出架势，要求他以自己对上司之礼来对待自己。合法的谄媚，合法的两面派，合法的妄自尊大，都是属于常识的范围内。

他们不管有事没事，每天都要到公事房来应卯画押，听候上级的传呼，一直要坐到比法定时间略早一刻才能离开。这一点残余的时间也被他们弄成合法化了。他们只办找到头上来的事情，自己决不找事情去办。他们只对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感兴趣，决不对一般的公事感兴趣。

每一个统治机构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宣抚司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作为它的组成人员，首先就要承认它的权威性，遵守这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则、传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统治效能。谁要是不承认它，不维护它，不遵守它，谁就是这个机构、这个小小的社会中的“害群之马”，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北宋初期，也许像所有朝代的初期一样有一个行政效率较高的精干的政府。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嬗变、腐蚀，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了，政府人员越来越冗杂了，制度条例越来越烦琐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来越腐朽了。人们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数量往往是质量的反面。

负责伐辽战争的最高权力机构宣抚司恰巧就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马扩不幸又是这个腐朽机构中的一匹不可救药的害群之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认这些公认的法则和形式，而且是它们的非难者、嘲笑者。他是一个专门根据非常识的原则来行事的人，因为到了他的时代，常识在这批常识家手里早已堕落成为一种庸俗的官僚哲学、一个争权夺利的掩蔽体、一种社会的腐蚀剂。马扩无意去捍卫它。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间泡在公事房里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这两者都使他恶心。他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并没有一个认真想把事情办好、能把事情办好的头儿。如果头儿没有把合适的工作分配给他做，他宁可自己找活儿干，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比头儿们清楚得多。

从根本上说，马扩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急功近利，他急的是伐辽之功，好的是复燕之利，对战争有没有好处，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抽象地承认朝廷的权威性，却从来不承认这个凌驾于统帅部之上的宣抚司的权威性，仅仅因为统帅部的腐化程度略逊宣抚司一筹。

他跟宣抚司的同僚们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兴趣，他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来迁就他们，适应这个环境。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紧张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独行其是地干着这一切不是对哪个上级而是对伐辽战争这一项庄严事业负责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发霉起毛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如果没有他这种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那么他的勇于否定的气质、野马般的性格，可能会越出轨道，变成十分荒唐的了。

马扩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抚司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人员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常识和正规化形式这两把刀子的乱砍下，被砍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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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到达前线后，就到统帅部去和种师道谈了两次话，把他了解的辽、金情况以及朝廷的意图全都告诉种师道，并转达了赵隆的话。马扩习惯部队中说话简单扼要的特点，最讨厌那种“磨牙式”的聊天，因此种师道虽然在颓唐的心情中，还是把他的话全部听进去，并且加以消化。对于姚平仲的问题，他只是点点头，表示有数了，在他和姚家的全部关系中，他永远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点一点头，默认赵隆的意见，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他能够从善如流。对于刘延庆的问题，他听了却也触目惊心。人们根据自身直接受到威胁的程度，往往更多地注意骄横跋扈的挑战者而忽略了庸碌无能的窥伺者。经验丰富的种师道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一直把姚古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而没有想到刘延庆。现在赵隆的警告，给他敲起了警钟，联系种种迹象，才知道童贯在刘延庆身上下的功夫，确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他在军事会议中，竭力反对刘延庆分统西路军。可是军事会议以后，他自己已处于无拳无勇的地位，对刘延庆也就无可奈何了。种师道要马扩捎信到东京去向刘锜致意，把这里的情况对他透露一下。他说“要让信叔知道，军中之事，今非昔比”。这含有希望刘锜利用侍从的地位，有机会向官家进言，以改变现状的意思。还劝赵隆在京好好养病，暂时莫作来前线之想。“军中无用武之地，来了也只是白闲了一双手，无事可干，何如不来？真要用得着他的时候，这里自会捎信去速驾。”此外没有再提出具体的问题和要求，充分表示他处在极度消沉的心境中。

马扩又到种师中军中去找过父亲，交换了东京与前线对战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由于他的信没有起到他希望起的作用，刘锜又不能参加作战，马政感到很失望。接着马扩又到熙河军中去访问故旧，给姚平仲带去了他哥哥姚友仲的口信，并和老战友们交换了对战局的看法。

由于被夺了权，种师道消沉下来了。由于李孝忠事件，广大士兵的士气低落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军官们对战局都怀着殷忧。但是乐观而活泼的马扩没有让自己感染到这种消极情绪，好像当初他在东京时没有被感染到胜利的瘟疫一样。在不很有利的气氛中，他必须振作起来，要多看看好的、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一面，并努力为它创造条件。他明白笼罩在全军头上的悲观气氛就意味着战败，而他自己生气勃勃的行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廓清这种气氛，使大家鼓舞起来。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杨可胜从前线接纳回来的汉儿们被安置在比较安全的第三线。马扩连续去访问过几个家庭，与他们恳切地谈了话，借以了解一些敌后情况，从而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他认为那里也存在着一片可以让他有用武之地的战场，同时也闪过了自己过河去进一步了解敌情的一念。这又是一桩要冒宣抚司之大不韪的行动。他要是在事前声张了，就会引起各种非难和阻挠，还会冒被出卖给敌方的危险，他对同僚们的鬼蜮伎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如果他在暗中准备，一旦公开了成果，更会招来种种诽谤，甚至会有人污蔑他通敌，这些都可以预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