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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现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乃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由于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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