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人士,呃?……”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沉思道,“给她送了一盒毒巧克力……那她吃了没有?”
“我正要说这件事情。毒巧克力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距离玛莎·泰特来到纽约,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你看,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英国,也没想过刚回华盛顿,就碰到了圈中朋友——实话实说,我跟他们算不上有特殊交情,只是那种该死的氛围,扰乱了你的脑子。先生,我也不是故意要把事情,说得如此玄妙的……”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嘟哝了一下。
“呸,玄妙,”他说,“这只是个不言而喻的真理罢了,却没有办法,用人类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不过,要毒杀某个人,可没什么玄妙不玄妙的。再喝一杯吧。话说,你后来是怎么跟那帮人,搅到一块儿去的?”
接下来,詹姆斯·本涅特说明的事情颇显古怪:约翰·博亨变了。
詹姆斯·本涅特作为跑腿,刚一回到华盛顿,就以傀儡外交官的身份,又被派往威斯敏斯特,揣着一封充满陈腔滥调的致谢函。傀儡外交官没有其他事情,只要在所有场合,都说些机智的门面话就行了。
在一个沉闷而黯淡的日子,针一般的微光划破了地平线,腐蚀出雾般的紫晕;狂风如刃,刮擦过海浪,戳刺着渡口的伤痕。他要乘着贝伦-嘉拉号①出海远渡重洋了。
他发现甲板上的人群,兴奋得异乎寻常,一直喋喋不休。在他们刚好看不到码头上,飘来飘去的手帕时,他来到玛莎·泰特跟前,和她面对面站着。为了掩饰身份,她戴着墨镜,裹着厚重的皮衣,却还保持着一脸笑意。约翰·博亨在她身旁走来走去,卡尼费斯特则站在一边。后者脸色苍白,似乎有些晕船,午饭时回到了船舱,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雷格和埃默里几乎总是待在船舱里,直到轮船驶过了南安普敦,方才不时出现。
詹姆斯·本涅特讲述道:“这就是让玛莎、博亨和我偶遇的契机。而让我疑惑的,正是博亨的与众不同。他在纽约时好像水土不服,尽管能说能笑,似乎还形成了某种幽默感。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不会那么紧张兮兮。我突然察觉到,他对这部自己监制的影片,有好些狂野而浪漫的点子。据我所知,他们两兄弟一直对十七世纪的东西相当着迷,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的住所——就是白修道院,在查理二世时期,就是博亨家族的房产。当时,博亨家族的家主,是国王的好友,查尔斯来赛马镇赛马时,正是暂住白修道院。它一度还被称作‘欢乐屋’呢。”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愁眉苦脸,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了声:“有趣的老地方,赛马镇。'欢乐屋'——嗯,不就是尼尔·盖恩和巴赫斯特邂逅查尔斯之前,所住的地方吗?白修道院……等一等,让我想一想。我记得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白修道院旁边的亭台楼阁,是不让游客参观的……”
“你说对了,人们称它为‘王后之镜’。博亨说:自从他们家族,建了这个白修道院以来,几乎每一代都会如着魔般,不断搬运大理石到英国,模仿原来的建筑物,在水上修建水榭。然而这种说法是假的。实际上这种狂热,直到一百年后的十八世纪,才开始产生,只是博亨坚信这个说法罢了。不论如何,他们家族的祖先乔治·博亨,大概在1664年建了白修道院,用来招待查尔斯那魅力四射、光彩照人的尤物——卡索曼夫人②。这个水榭用大理石砌成,其中只有两、三个房间,位于一个小型人工湖中心,这就是它被称为‘皇后之镜’的原因。莫里斯的剧本里,有个场景就发生在那里。
“一天下午,当约翰、玛莎和我都在甲板上的时候,约翰向我描述了‘皇后之镜’。我觉得他说话偷偷摸摸、紧张不安。他总说:‘莫里斯是家族的才子,可惜我不是,我真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一边看着其他人(尤其是玛莎·泰特)一边露出无意的笑容,仿佛等着他们反对。不过他描述事物的确有一手,让人感到他有艺术家的眼光。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导演。听他说话,犹如亲眼目睹小径幽幽,绿树排列成行;清流湍湍,翠柏相依在旁;水榭深深,美人绸衣如常的景象。而他又宛若自言自语地说道:‘以上帝的名义,我真想亲自扮演查尔斯的角色,我可以……’说到这里,他却不说下去了。玛莎·泰特奇怪地看着他,从容地指出:他们已经有了贾维斯·威拉,不是吗?然后他转头望向她。我不喜欢她那星眸半闭的神态,仿佛在想着什么,他没有办法参与的事情,于是,我就问她:是不是参观过‘皇后之镜’。博亨笑了,把手掌压在她的柔体上,对我说:‘哦,是的,那是我们邂逅的地方。’
“我跟你说,那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随后,我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甲板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折叠椅随着海浪往来滑行,那两张宛如从老画廊帆布上印下来的脸,在微光中看着我。但下一刻,提姆·埃默里满面嫉妒,却不失坚定地上场了。他拼命嚷嚷着,完全无法自控。这让博亨闭了口,他毫不掩饰他对埃默里和雷格的刻骨痛恨。”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深思一番,低声说道:“关于这几位先生,雷格和埃默里……你的意思是说,一个薪酬丰厚、名声在外的导演,竟抛弃了这份好工作,渡海而来追求这个奸妇?”
“哦,不是的。此前他两年没有休假了,但是,他却选择跟她一起度假,想说服她别当傻瓜。”
詹姆斯·本涅特略一迟疑,又想起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胖脸、理得歪歪扭扭的黑发,还有精得明察秋毫的双眼。
“也许,”本涅特说道,“有人知道他的想法,但我不知道。他聪明睿智,仿佛能猜中别人的心思,却像出租车司机那般愤世嫉俗。”
“他看上了泰特?”亨利·梅利维尔爵士问道。
“嗯……也许吧。”
“显然还不确定。孩子,你太纯洁了。”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摁灭烟头,随口嘟囔了一句,“嗯,埃默里这家伙如何?”
“比起其他人,埃默里更愿意跟我交谈。就个人而言,我对他颇有好感。他一直跟我聊天,因为其他人总喜欢倾轧他,让他发自内心地讨厌。”詹姆斯·本涅特无奈地叹息着说,“他是习惯辛苦劳碌、手脚并用的那类人,没法安安静静地呆坐着不干活。而且他很忧虑,他的工作首先就取决于,他能否把玛莎·泰特带回摄影棚,所以他上了船。”
“他的态度如何?”
“他似乎有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妻子,无论谈及什么内容,他总会引用她的观点。他对玛莎·泰特的兴趣,恰如已故的弗兰肯斯坦先生那种兴趣:她是他创造的,或者是他帮忙创造的。然后,昨天……”
下了毒的巧克力。当他说明的时候,大本钟③沉重的声音,沿着防波堤传了过来。这是一个暗示,它暗示着这是另一个城市:忧郁黯淡的暮色,死气沉沉的灯光,大礼帽使人脸看上去,仿佛戴了一张面具。在这里,人们对玛莎·泰特的欢迎程度,跟在纽约同样狂热。航船前天就靠岸了,挤满人的航班火车④,驶入了滑铁卢车站,他却没有来得及和她说告别。
约翰·博亨在走廊上,与他握手再见。
“听我说,”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卡片上潦草地写着什么。“这是地址。”一旦回到伦敦的氛围,他就变回了自己——轻松活泼、聪明能干、诙谐幽默,只因他到家了,“玛莎会先去萨瓦⑤待一晚上——真没有眼光,明天早上,她会坐船到这个地址。没有别人知道此事。我们在那里见面,如何?”
詹姆斯·本涅特一口答应了,他心知肚明——把地址给雷格和埃默里之前,博亨和玛莎曾面红耳赤地争论过。
“你会把地址告诉卡尼费斯特殿下,”玛莎·泰特说,“肯定会吧?……”
在他拼命挤开人流,奔向一辆出租车时,他转头看向玛莎·泰特:一片漆黑模糊中,她笑容满面地倚着火车车窗,一边收下别人递来的鲜花,一边跟几个正要背转身去的男人握手。
突然,一声大叫传来:“贾维斯·威拉在那边!……”闪光灯马上就晃过去了。只见卡尼费斯特殿下一脸慈祥,让女儿挽着他,任由其他人拍照。
十二月的某个下午,詹姆斯·本涅特驱车在滑铁卢大桥上疾驰的时候,颇怀疑自己还会不会跟他们碰面。在船上建立的友谊,大概没有多久就会结束,被大家所遗忘吧。
他跑到美国大使馆,看着那里隆重豪华的排场,人们彼此握手致意,然后跑到白厅,完成最后的任务,陷身于相同的排场中。数小时内,事情就办完了。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让他在一张双座莫里斯椅子⑥上休息;他也履行自己的职责,接受了两、三个邀请。之后,他就跟魔鬼似的,只身离开了。
次日一早,他依然沮丧不休。玛莎·泰特的影子,在他的脑海中时隐时现,和船上结下的淡淡友谊全然不同。他待在色调黯淡的城镇里,正在思考这个,愈发觉得阴冷凄凉。他辗转反侧,不知道是否要按卡片所写的地址,前往哈密尔顿⑦,在皮卡迪里广场⑧外面踟蹰徘徊;他明明被允许到那里去了,却依然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