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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纵队（第1页）

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首先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背景。对于一个个句子来说，背景是很重要的元素。脱离了背景，句子的含义常常会大不相同。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无数句子将被抽离于它们的背景，被人当作片面评价以及直接定罪的说辞。这是人们的一种习惯，从来都是如此。

9月初，希特勒的军队侵占了波兰，法国宣布加入战争。所有人都相信，法国军队将把敌人拦截在国界之外。然而，比利时被潮水般呼啸而来的德国装甲兵一扫而过。短短几个星期，就有数以十万计的法国士兵在北方战场和索姆河战役中牺牲。

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翌日，坚决反对投降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号召法国人民奋起抵抗。贝当让我们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法国便输掉了战争。

贝当元帅与纳粹德国的媾和将法国带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法兰西共和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傀儡政权。法国版图被一分为二，北部是敌占区，南部是所谓的自由区。但这自由是非常狭隘的：每天层出不穷的法令让两百万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从此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他们无法继续工作、上学和四处行走，不久，他们甚至连生存下去的自由也将被剥夺。

这些外国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我们的国家竟然如此健忘：就在二十五年前，当一百五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时，我们是那么需要移民的支持。外国人，我的所有伙伴几乎都是外国人，他们多年来在各自的国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德国的民主人士早已看清希特勒的嘴脸，西班牙的抵抗者们对佛朗哥的独裁再熟悉不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则令意大利人深恶痛绝。他们便是这场大灾难最早的见证者。仇恨像瘟疫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所到之处无不弥漫着死亡的痛苦气息。所有人都知道，法国的失利只是悲剧的开始，未来将会更加惨烈。但贝当的法国听不得半点坏消息，于是，从东欧或南欧避难而来的外国人纷纷被逮捕、关押。

贝当元帅不仅放弃了抵抗，还向欧洲的独裁者妥协。在这个老人家的周围，是一片沉寂的国土，我们的政府首脑、部长、警察、法官、宪兵、民兵……已经忙不迭地在虔诚地为白色恐怖服务了。

三年前，1940年11月10日，一切如游戏般拉开了序幕。在几位“功勋卓著”的长官的陪同下，我们这位可悲的元帅从图卢兹开始了他在“自由区”的巡视。所谓自由区，不过是在一个战败国内设置的禁区罢了。

围观的人群本来有些惊慌，但当元帅将权杖高高举起时，他们又开始发出啧啧的惊叹声。这权杖标志着贝当重新回到了权力巅峰，建立了他的新秩序。隔离、告发、驱逐、谋杀、野蛮……这便是贝当元帅的新秩序。

在我们即将组建的兵团中，有几位成员了解集中营的详细情况。法国政府将外国人、犹太人及共产党人关押其中。这些集中营包括古尔、阿热莱斯、诺埃和里沃萨尔特，里面的生活苦不堪言。可以想见，对于有朋友或亲人被囚禁起来的他们来说，元帅的到来无疑掐灭了最后一丝自由的希望。

看着对元帅山呼万岁的人群，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敲响警钟，去唤醒因恐惧而放弃抵抗、接受失败的人们。他们选择沉默，只因为周围的人都已懈怠。放弃，便以这样的方式像瘟疫一般传遍每一个人。

然而，科萨（我弟弟最好的朋友之一）、贝特朗、克卢埃和德拉古从未想过放弃或沉默。图卢兹街道上这场罪恶的巡游，便是他们庄严宣誓的战场。

如今真正有意义的，是那些揭露真相、鼓舞人心与充满尊严的话语。尽管这些传单的文笔还稍显稚嫩，但它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了应当为人们知晓的事实。文章中讲到了什么，或者没有提到过什么，所有这些隐晦的表述方式，都是为了在避免被权力机关发现的同时，将真相公之于众。

但我的伙伴们无所畏惧。巡游开始前几个小时，他们抱着一大堆东西横穿埃斯基罗尔广场。警察在四处巡视，不过，谁会去留心一帮举止无辜的青少年呢？于是他们顺利地来到了理想的行动地点：梅兹路转角处的一栋建筑。四人迅速溜进楼梯间，一边往楼顶爬一边祈祷着上面没有人在监视。幸运的是楼顶上空空如也，一眼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他们脚下。

科萨开始组装和伙伴们一起设计的小工具。他沿楼顶边缘放上支架，在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摆动起来就像跷跷板一样。木板的一端放上一沓打印好的传单，另一端放上满满一桶水。他们在桶底挖了个小洞，让水慢慢流出来，然后飞快地下楼，回到了马路上。

元帅的车快要到了，科萨抬起头，露出了笑容。敞篷礼车缓慢地行驶着。楼顶上的水桶已经差不多空了，木板随即倒向一边，传单开始如雪片一般飘向人群。1940年11月10日，这是叛徒贝当元帅第一个瑟瑟发抖的秋日。纸片满载着这群勇敢机智的流浪儿的喜悦，从天而降，有几张甚至落到了贝当元帅的帽檐上。人们纷纷弯下身去捡传单。警察们一头雾水，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搜寻。四个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为元帅的到来欢呼，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第一场胜利。

他们各自散去，但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科萨当晚安全地回到了家中，但三天后被人告发，被逮捕后在尼姆监狱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德拉古几个月后在阿让教堂被法国警察杀害。他曾在这里逃脱过追捕，不幸的是，这一次，这座教堂没能再给他带来好运。克卢埃第二年在里昂被枪决。至于贝特朗，一直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究竟被关进了哪座集中营。两年后从监狱走出的科萨，虽然一直被严重的肺结核困扰，但他毅然重新回到了兵团队伍中。然而厄运再一次降临，这次被逮捕后，他被送去了地狱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

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我想要向你讲述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孩子加入了科萨他们的行列：马塞尔·朗杰、詹·杰拉德、雅克·英塞尔、查理·米夏拉克、何塞·里纳雷兹·迪亚兹、斯蒂芬·巴索尼……他们组建了第三十五兵团，成为第一批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抗到底！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一听的。如果我的记忆稍有偏差，或者将他们的名字弄错了的话，敬请谅解。

我的伙伴乌尔曼曾经说过，名字无关紧要，我们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始终是一体的。我们过着提心吊胆的地下生活，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回忆起这段日子里某一天的情形。

请相信我，真正的战争和电影里的完全是两码事。我的伙伴们没有一个长着罗伯特·米彻姆美国电影演员，曾出演过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那样英俊的脸。不过说到奥黛特，我真应该好好拥抱她，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戳在电影院门口，虽然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劳伦·白考尔好莱坞老一代女明星。。但一切都晚了：某日下午，她在金合欢路被两名纳粹分子杀害。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憎恶金合欢这类植物。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抵抗组织。

科萨和其他伙伴被抓之后，我和弟弟成天忧心忡忡。在学校里，史地课老师满口排犹主义，学哲学的学生们对抵抗运动冷嘲热讽，日子真的很难熬。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收音机旁，聆听来自伦敦的消息。开学那天，我们的课桌上都摆上了印有“战斗”字样的字条。发字条的男孩轻手轻脚地溜出了教室。他叫贝里霍尔茨，是从阿尔萨斯来的难民。我飞快地跑出去，追上了他。我说愿意和他一起发放有关抵抗运动的宣传单，他只是笑了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下课就去路边等他，每当他走到拐角处，我就加快步子跟上他。然后我们一起把一份份戴高乐派的报刊塞进人们的信箱里。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会把报纸扔在电车站，撒腿就跑。

可是，某一天晚上，我放学后没有等到贝里霍尔茨。第二天晚上，他也没有出现……

此后，我每天下课便和弟弟克劳德一起搭乘沿莫萨克路行驶的小火车，偷偷前往秘密“庄园”。这是一处很大的宅子，里面住着三十几名父母已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孩子。他们是被一群善良的童子军带到这里来照顾的。我和弟弟来这里帮忙耕种菜园，有时也给小朋友们上上数学课和法文课。每次来庄园，我都会恳求童子军的负责人若塞特，希望她能够为我们指引一条可以找到抵抗组织的道路。可每次她都两眼空空地望着我，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