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哈姆雷特》首演的前一周,核心党大幅度缩减给精保局人员的咖啡和巧克力配给。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减轻社会的不均。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蓄谋已久的挑衅。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从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身上开刀建立平等。,我们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几位官衔较高的精保局警官作出决定,与其等着饿死(尽管这并不直接威胁生命),不如跟敌人拼个鱼死网破。他们的计划大致如下:先拘捕、关押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然后包围核心党总部大楼,逮捕连夜开会的领导层里的温和派成员。这个行动将与秘密的铝派分子里应外合。
然而,政变恰恰失败于此:铝派分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畏缩。在这些天里,欧亚国代表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出访伦敦,为签订和平协议做准备工作。党要在谈判桌上表现得团结一致,而铝派分子本来就重视全党统一。因此,他们向纸派出卖了政变计划。
学生们出人意料的反抗,也对政变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从军事上讲力量悬殊,但拖住了精神保卫局几分钟时间。核心党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调动军队对付秘密警察。当精保局队伍回到兵营时,等待他们的是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五月政变是一次由绝望分子仓促发动、时机不当的行动。在被集体屠杀的精保局警察中,有许多是非常出色,以后本可以用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中坚分子。
我有意识地没有参加那次冒险行动。[1]具体地说,我阻止了精保局方面的过度镇压。在《哈姆雷特》首演结束后,我打电话到国家剧院。当时的场面令人震惊:在广场上横陈的五十具尸首里,居然有十三名精神保卫局的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权利进行报复,而是顾全大局地收拾残局。我严禁手下人虐待被捕者,其中包括裘莉亚。换句话说,我救了后来大洋国教育部部长一条命!但是我很遗憾,她并没有为此领我的情……温斯顿·史密斯也该感激我,否则他早被我那帮气急败坏的兄弟们当场生吞活剥了!
第二天,党内高层开了长达八小时的会议。鉴于迫在眉睫的和平谈判,大家一致表示要对外表现出党内团结。于是各方达成妥协:在参加政变的精保局警员中,只将头天晩上已经中弹身亡了的倒霉鬼判处死刑。其他人全体获释。同样,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也被释放出狱。尽管纸派一再要求,精保局最终还是没被取缔,划归核心党直接领导。在《时代》报刊登的一份公告中,总结了老大哥犯过的错误(当然,也没有抹杀他的功绩)。
就这样,党内达成揺摆不定、一触即溃的临时性团结。国家政权只有几个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通过恐惧而勉强维系。我们本可以将知识分子的顽固派和学生中的危险分子一网打尽。我向党内高层提出过建议,但是他们置若罔闻。[2]事实上,我们本该一鼓作气,直到调动起几十年来被党错误地忽视了的巨大力量——大洋国的无产阶级。
[1]在那些日子里共存在四股竟争力量:铝派、纸派、精保局和军队都在制订各自的政变计划。有资料表明,每股势力的代表都曾与奥勃良谈判过,而且他向每方的代表都作了承诺,。在政变成功的情况下,自己和外围党将予以支持。总之,在6月份举行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奥勃良被任命为“大伦敦精神保卫局分局第一把手”——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个建议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奥勃良在那些天里正在着力策划一个——在军队协助下——将由精保局和有威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合伙夺权的政变计划。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欧亚国领导人不相信“星期一俱乐部”和《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有执政能力。——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