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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恍惚中，朱丽叶感到一个细微而神秘的韵律伴着哗哗的流水声进入她的脑海，抚慰着她的心灵。“朱丽叶！波—纳—比！到河里来，到爸爸身边来！”她从未听过那么清晰的声音，是如此的焦急和真切。太阳在天空中缓缓移动着，苍白而又阴沉。公路疾驶的卡车司机们减慢车速，看着这个静静地伫立在河边的孤独女孩儿，长长的头发随风飞扬。然而，女孩儿却对他们视而不见，沉浸在那个声音里，忘记了一切。

“小姐，你在那里干什么？”一个刺耳的男声传来。

一辆印着尼亚加拉大瀑布警察局的巡逻车一个急刹车，停在公路边上，车中的一个警官对着朱丽叶喊着，她却仿佛没有听见。风不停地吹着，朱丽叶的长发在风中飞舞。“小姐，待着别动！”

那男人声音很大，带着命令和勿庸置疑的口气。

如果说朱丽叶开始听到了喊声，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个闷闷不乐的少女，虽然眼角看到了那靠近的穿着制服的身影，却固执地无视警察在几码外的叫喊，甚至连头都没回。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他小心地靠近。他不想吓着她让她失足掉进河里。

“小姐，我在和你说话，看着我。”

魔咒解除，这次的声音慢慢的变弱，消失。朱丽叶转过身，爬上河堤，好像终于听到那威严的喊叫了。但她眼神低垂，拒绝抬头看，只有嘴中在轻轻的喃喃自语。警官站在她的面前，穿着制服，虎背熊腰。她的眼睛扫过他穿着靴子的脚，扫过他闪亮的腰带和枪套，手枪就在枪套中。她看着那有点滑稽的警徽，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面治安警察的徽章一样闪闪发光，异常显眼。但她绝不会去看那张脸，以及盯着她的那双眼睛。不会。

他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干什么？有没有看到警告牌？她叫什么名字？

朱丽叶静静地站着，看着地面。她被逮着了，逃不了了。你是无法从一个警察手里逃脱的。他要拘留她，这个州的权力，都在他手上。

朱丽叶像个孩子般眨巴着眼睛，这个时候，她变成了孩子，嘴巴颤抖着。她嘟喃着说自己一个人来到河边——“只是在想些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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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6）

“小姐，难道你没看到那个告示吗？‘警告：禁止行走’，‘危险区域’，不要靠近那条河，小姐，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朱丽叶点着头，强忍着不哭。哦，她根本就不想哭。她并不想告诉这几个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她的名字，这真是糟糕透顶了。

在警车的后座，隔着一道粗糙的铁丝网，她本想问：我被捕了吗？但气氛有点沉闷，开个玩笑可能会产生误会。

出乎意料，一旦朱丽叶顺从、屈服了，警察对她非常和善。那个在河堤上对她喊话的警察跟她说，在圣玛利亚他有一个和她一般大的女儿；那个司机，一个年轻一点的人，通过反光镜观察她，对她说像她这样的女孩，这个年龄，这么漂亮，又独自一人走在这样的地方，即使在白天，也“不会百分之百安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姐”。

这腔调多像罗约尔啊！“明白，警官。”朱丽叶咕哝道。

他们把她送到波罗的海街的家中。她不得不告诉他们她的住址和姓名，当她告诉他们“波纳比”时，她看到了他们脸上恍然的神色。

6

在1977年那个潮湿，蚊虫滋生的夏天，约瑟夫？潘高斯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对于这个人，阿莉亚总是喜欢嘲笑他是个“鞋匠”，“喜欢音乐的犹太人”，有时候也叫他“有以色列血统的波兰犹太人”。

很难知道阿莉亚对潘高斯基先生的感觉，她不许朱丽叶向钱德勒和罗约尔说起关于他的一个字。钱德勒很纳闷儿，不经意地对这两个“跟班儿”表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友善；罗约尔则会奚落她。阿莉亚警告说，她没有心情听这些奚落。

与和同龄人在一起相比，朱丽叶觉得和成年人在一起会更自在些，她以前从没遇到像约瑟夫？潘高斯基这样的人，她就像对外星小生物一样对他非常着迷。可能你会认为这样的小生物你不会在意，对你自己而言毫无意义；所有的一切只和他有关，神秘而又难以琢磨；你还不敢蛮横无礼和表示质疑，否则将要面对一张满是伤痕和针脚、使陌生人错愕、孩子们好奇的男人的脸了。

他的手腕上有文身，对此，朱丽叶从来没有问过。

约瑟夫？潘高斯基并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对于某些话题他很健谈。而面对令他狂热的事物，他会紧张、反应剧烈、说话也结巴。他喜欢看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他总是在午夜剧场看这些。他认为自己是个“棒球迷”。他坚信艾森豪威尔会证明自己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逝世多年后，他痛斥麦卡锡那美国盖世太保的丑恶嘴脸。）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跟朱丽叶说她的歌声，特别是德国民谣，给了他许多欢乐，这让朱丽叶感到尴尬。阿莉亚勇敢地弹钢琴同样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遇见他们，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潘高斯基先生已经单身好几年了，独自一人生活在南码头（市区东边一个鱼龙混杂的小区），以修鞋为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远离了纽约的北部，虽然都已成家，但没给他生个孙子或孙女。“他们年轻人总是抱怨，‘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来？’他们自以为像我们一样，过着在欧洲的父辈们的生活。他们伤透了我们的心。”阿莉亚对于这种内心的倾诉感到很不安，说，“孩子们生下来不就是为了伤父母的心吗？”

但是潘高斯基却希望严肃地探讨这个问题。在阿莉亚眼中，这是这个男人的缺陷：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在最需要开玩笑的时候开个玩笑。

他们去参加风景公园的夏季露天音乐会，阿莉亚快速地走在前面，急不可待地找到三个座位。朱丽叶和潘高斯基先生一起走着，他腿脚僵硬，若有所思地挠着脖子。他说，“‘罪恶，’‘善良’——怎么说呢？上帝允许邪恶存在仅仅是因为在他眼里没有善恶的区别。因为对他来说，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是因为邪恶而失去第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庭，而是一些人的行为，——想一想！——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奇迹！——虱子，在集中营活活把他们生吃掉。你必须认可上帝，认可何为上帝，而不要去想你失去了什么，那样你会发疯的。”

朱丽叶假装没有听到这席话。

不，她是没有听到。这个男人的话不可靠，特别是他精神高涨时说的话。

不是在风景公园的那天傍晚，而是另外一次，阿莉亚听不到的时候，朱丽叶大胆地提出要看看潘高斯基手腕上的刺青，她看到那只不过像是黑色的快要褪去的墨水。然而那是不会褪色的，因为是刺在皮肤上的。

想问他为什么活了下来？是因为上帝疯狂了。

7

是的，私下里，朱丽叶想要相信。她拼命想要相信。

一种幻象！有时候，一些特殊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会看到这样的幻象。

到朱丽叶12岁的时候，阿莉亚已经带她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市的十多个教堂了，在每一个教堂，阿莉亚都会去看那些“礼拜者，”她双手紧扣，放在脸前，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庞，她在想他们是认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他们那种感觉呢？让朱丽叶特别迷惑不解的是，那些礼拜者因为见证的喜悦而泣不成声，泪水在他们扭曲的脸上淌下。阿莉亚也在试图相信。她经常志愿弹奏风琴或是指挥唱诗班。但是不出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她就会觉得无趣，烦躁不安。这群傻子，我不能尊重他们。

声音（7）

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市长大，朱丽叶对当地的大瀑布之女传奇早有耳闻。圣母玛利亚在马蹄瀑布的薄雾里现身于年纪轻轻的爱尔兰挤奶少女面前。在九年级的时候，她曾（悄悄地）一个人徒步去城市北边三英里远的圣地朝拜；她在思考挤奶少女的命运，她怀孕期间由一些富足的天主教徒照顾，孩子生下来就被他们收留，然后她又在一个家族企业罐头厂找到工作。朱丽叶半信半疑，然而却与这个15岁、人人耻笑、连亲戚都不例外的女孩同病相怜；她来到河边，希望在河中洗清自己，但是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幻象。

阿莉亚曾说过没有上帝，很多只是他的信使。

朱丽叶不愧是阿莉亚的女儿，她不相信罗马天主教的迷信，然而：孤独的时候，她幻想如果她非常真诚，热切地去死的话，那种幻象也会出现在她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