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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原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志不在厅、局，很想有进一步的安排，但一时又轮不到他。国防部第五厅，预定由原军务署移植过来组成，方天任厅长似乎也是理所当然。方天曾私下问我：“部长要我任第五厅厅长，你是否同意我干下去？”

我说：“如果你一时不能外放，又在国防部无其他高就时，当然以暂干为宜，”

“那嘛，你是否可以任副厅长呢？”他问。

当时我内心真不愿再在国民党里干，尤其觉得陈诚这个人没有政治远见，好冲动，遇事任性，将来恐相处不好，很想离开他稍走远一点，甚至还想到延安去。这种心情哪里敢透露，同时我也揣测到方天试探我，不过希望我将来能接他的任，他好脱身高升。我只好敷衍他说：“如不出任军长，自然可以勉强担任。”

因为第一厅主管人事，任免军、师长可以“上下其手”。第五厅主管编制、装备、教育，对各部队的编制大小（编制决定经费多寡），武器装备的优劣，有支配权。所以两厅厅长都是美差，简直使许多人垂涎。第三厅虽然主管作战，表面上极其重要，但指挥战争难建功而易获罪，打胜仗是军师长们的功，打败仗不怨统帅，而怪第三厅。尤其分配作战任务，决定兵团、绥区、绥署、行营等的编组及战斗序列，很难对付，容易得罪人，当时我们开玩笑说：“第三厅厅长的威风，就仅仅是在全国优先打电话位居第三（任何电话都要让蒋介石、陈诚先打，然后是第三厅）。”所以人们对第三厅的竞争并不激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3）

由于第一厅是铨叙厅改编的，所以原铨叙厅副厅长钱卓伦任厅长。第三厅是军令部第一厅改编的，所以由原厅长张秉钧连任。第五厅是军政部军务署改编的，仍由方天蝉联。第二厅主管情报，无多少油水，且受制于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又是由军令部第二厅编成，所以厅长由特务头子郑介民连任。第四、第六厅，是冷门，几乎没有人下赌注。各局多主管业务，无须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局和预备干部管理局。新闻局实际是搞政工，预备干部管理局是管青年军退伍军人，别人不能插手，于是邓文仪与蒋经国当仁不让。至于国防部长所直辖各司，更属冷门，当然门可罗雀，当上司长也有坐冷板凳之感。

各厅局长决定之后，于是又多为其所在厅局争编制人数、争执掌职权，闹得“不亦乐乎”。

经过几个月的你争我夺，1946年6月1日，国防部终于在南京原中央军校旧址成立了。8时，国防部科长以上人员齐集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先听自崇禧部长训话，然后参谋总长陈诚讲新制的优点。十时半，礼成散会。

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原因是：（一）国防部组织不合理。职权不明，办起事来相互掣肘。（二）内部狗咬狗的人事纠纷，争夺不断。（三）蒋军派系严重，往往因人设事，任意增添机构，安插私人，弄得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三者又互相影响，职权越加不清，互相扯皮，尔虞我诈的事层出不穷，所以钩心斗角，迄无宁日。

这年7月6日，我对扩大台湾的高雄、基隆等要塞问题，在日记中写道：

“过去余对于成立此等要塞，原甚反对，为其无用而耗财也。其后，总长甚有兴趣成立，而主其事的骑炮兵司令又从旁助之，编制遂相当庞大。中国多种设施殆均类此，在中枢者原无定见。甚至对其事毫无研究，徒因上峰有意举办一事，遂令人设计实施，而设计者又图谋自己从中承担某些美好任务，故编制及规模唯恐其不大，呈报上去又无人知现实状况如何，有时闭目批其缩减，不管其是否行得通，一有时则又漫不经心加以批准。致令在下者奸计得售，如此从何处可以得一合理之组织，宁不可叹！”

国防部成立不到半年，不合理的漏洞逐渐明显。失意者则诽谤、谩骂，写匿名信，无所不有。闹得陈诚不得不出面讲话平息。他在11月4日国防部纪念周上说：“国防部改组五个月来，外间批评甚多。”

他承认这是由于大家自成系统，只为本部门打算所造成。他要第一厅、第五厅注意这些事（国防部成立，军事机构改组事宜由第五厅承办）。

其实，他本身就应负很大责任。他与白崇禧针锋相对，怎能要求别人不自成系统？

陈诚还下令成立“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要求裁减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人员，由林蔚负责（林蔚转任参谋次长，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第五厅为秘书处，我兼任检讨委员会秘书长。这一检讨，使略趋缓和的争权夺利的风波，再一度沸腾起来。首先是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之争。

国防部的组成，都是按美军事代表团提的方案进行的，原来美方的方案，三军的最高统帅权属于总统，参谋长是总统指挥军事时的最高幕僚，但组织系统表画的是参谋总长隶属于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隶属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隶属于总统。这样一来，参谋总长将完全受制于国防部长。陈诚哪能甘心，于是示意林蔚率我们参谋人员与美方讨论，根据参谋总长是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这一原则，主张系统表改成由参谋总长画一条隶属线直达于总统，而拉一条指导线到国防部长之下。但美方认为这样行政不能控制军事，不同意更改。于是林蔚提出折中办法，画两条隶属线，一条直达总统，一条仍在国防部长之下。这样当然弄得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难分，兼之白崇禧、陈诚二人内心别扭，互不相信，所以国防部成立后，在部汇报会（由部长主持的汇报）和参谋汇报会（参谋总长主持）上，他二人各执己见，一国三公，弄得参谋们无所适从。后来，白按不干预纯军事任务的规定，不出席参谋汇报及作战汇报，陈也干脆不出席部汇报，因此综合检讨，首先就碰到分清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问题。1947年1月4日我随同林蔚、刘士毅、秦德纯、郭忏到美军顾问团讨论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美国顾问原则上照美国的制度加以解说，即部长掌握政策，作军政间的桥梁，向国会为军方要军事预算，要人力、物力，办理工业动员，人力动员，战地民政等。这些都与国民党*，一切由蒋介石点头，完全不相干。因此，秦德纯和刘士毅没有为白崇禧从美军顾问团方面弄到一点油水。可是谈到人事制度时，美顾问认为将官人事须由部长转呈总统，咨国会通过。这与以往说法完全不同了，过去说总长直接呈总统，心向蒋介石和陈诚的林蔚、郭忏不免着急，但秦德纯、刘士毅只是听在耳中，并不力争，大概他们深知自己都是杂牌没有多大发言权，明知蒋介石绝不会放弃对军师长将官人事的控制，争也无益。所以这一天的讨论，仅听听美顾问的讲解而已。

3月28日，美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以备忘录通知白崇禧和陈诚，开会讨论部长与总长的职权。白表示愿出席，我即将准时到会的备忘录送了出去。不料陈诚看见美方建议案主张国防部本部增设一研究发展次长，就很不高兴，不肯出席，还要我向鲁克斯索取美国的国防部组织及部长职掌的有关材料来作参考。我只得将原发出的备忘录取回。我觉得陈诚对建议案内容并没有看清楚，只不过怀疑国防部有人向美顾问吹嘘，所以美顾问所作建议对部方有利，贸然拒绝出席。其实这个建议到处都是支持参谋总长的（洋人也讲世故，他们明知蒋介石要架空白崇禧，所以支持陈诚）。第二天（3月1日）我持抽回的备忘录去见郭忏、方天（他们是陈的亲信），他二人都认为这个建议并非对陈诚不利，叫我将备忘录交给林蔚，由林做主。林主张除白、陈二人不出席外，其余人员都参加美方召集的会议。

白、陈不特背地争权，当众说话也互相弄得面红耳赤。

1947年1月6日，国防部作纪念周，白崇禧勗勉部属迅速完成国防部机构的综合检讨，对国军迅速核实，以免浪费。接着由陈诚讲话，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定政策，如果光从人数上去抠钱，问题必定得不到解决。”弄得白崇禧很不高兴。

陈诚有恃无恐对白崇禧连称谓上都毫不客气。他发了一份缄电称谓表给我们，对蒋介石称主席钧鉴，对何应钦称敬公，顾祝同称墨公，对白崇禧却称健生先生（或兄）表示不是白的部下。

他两人的矛盾背后又夹杂着蒋介石控制军权的因素。所以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就不是单从理论上所能解决的。以后我转任第三厅厅长，解除了“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听说这个问题都一直未能解决。拖到陈诚出任东北“剿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由何应钦任国防部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才不了了之。国民党也就很快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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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年三迁的闹剧（1）

人事上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分赃。国防部成立之初，各派系间，各派系内，人与人之间无不在争权夺利。虽然煞是热闹，但是一次分赃总不能均匀，不能让各方都满意，当中必定要有若干妥协和暂时安排，这就使得有些人的交椅坐不稳，成了过渡性的“五日京兆”。有些人急不可待的要“指日高升”，不得不再次调整。所以不久郭忏代替了黄振球任联勤总司令，方天、郑介民升任次长，钱卓伦调总长办公厅任厅长。这一下一、二、五厅厅长出缺。于是又刮起了抢夺狗骨头的旋风，我也被卷了进去，表演了一场“升官图”的喜剧。不知内幕者骂我是“十三太保，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深得当局信任”。

要弄清我一年三迁的来龙去脉，话又得从头说起。

当1944年陈诚代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时，大量任用他的十八军干部，这些干部当中有几个是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的新秀，如方天、刘云瀚、石祖黄等。方天邀约了十一期的刘劲持、杨业孔、车蕃如、李汝和、吴伸直、杜显信等同学，把持了军务署。这时我在英国，并未参加竞争。方天为了减少人们的攻击，约我回国担任副署长，因为我是陆军大学十期毕业的，然而我在陆大研究院第三期与刘云瀚、车蕃如、吕文贞、石祖黄是同学，与他们私交很好，又是十八军的干部，在陈诚那里通得过。这样可避免十八军内部的人攻击他。及到国防部成立，某些人图谋以“十一期为中心”占据国防部的主要职务。但初成立时，人事摆不平，要照顾的方面太多，所以只有等待时机。方天屈就了第五厅厅长，刘云瀚任了第一厅管将官人事的第一处处长。这次一、五两厅出缺，刘云瀚当然想脱颖而出。第一厅对他本是近水楼台，但他却竞争不过蒋介石妻侄毛锦彪（陆大十三期毕业）。他于是想染指第五厅。可是第五厅对于担任副厅长的我又是近水楼台，我业务又熟悉，理应由我担任。怎么办呢？于是在方天的默契下，通过郭忏把我调出五厅，转任总长办公厅副厅长，给他让路。我心里明白却冷眼看着，默不作声。原因是我这时心情很复杂。首先我与共产党已取得了确切联系，想另找出路，当然就不积极去争这一块狗骨头。这时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这是又拿外汇，又有物质享受，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事。1945年我与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时，他曾鼓励我去美国，一面可研究美国军事，一面与党保持联系，为中国革命下一着远棋。我从个人角度考虑，我去美国不特可以有较好的享受，又可以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还可以学会英语和现代军事知识，变成美国通，将来为革命作贡献还是有本钱。当然我很清楚与何应钦拉上关系，可能就会得罪陈诚。所以我在陈诚的亲信们面前只得违心地表示不愿去，一再声言怕去了就疏远了“辞公”（陈诚）的关系。其实我心里明白，国民党派系之争，不见得陈诚便是最后胜利者，疏远了陈诚，不就接近了何应钦吗？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国民党迟早要垮台，到那时不管你归于陈，还是归于何都得同归于尽。只有归于共产党，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但我那时的处境，只能允许我在蒋介石、何应钦、陈诚，及以后的顾祝同之间周旋，敷衍得面面周到。与刘云瀚、方天一伙我也打得火热，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活动。因此，没有人识透我的庐山真面目，连白崇禧都以为何应钦拉我是挖陈诚的墙脚。在雍园一号白的公馆，办鱼翅席为我去美国饯行，席上只我一人，他满口总长长，总长短，都是指的何应钦，我假装不明其意，并没有露骨表态，饱餐一顿走了。

我一年三迁的闹剧（2）

更妙的是我任第五厅厅长的经过。何应钦要我去美国基本已定下来后，陈诚于8月29日嘱咐我说：“何敬公本身宽宏大度，宽大则不免用人复杂，有好人辅佐，可以为善。”要我去美国“尊重毛邦初，不可有派别观念”。他显然把我视为陈派里的人。8月31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之后，他又令我暂缓出国，待三人会议告一段落再走。并于10月26日，委我为总长办公厅少将（我原是中将）副厅长。我不知他为何不让我走，而又降我的军阶。不几天，又突然任我为第五厅厅长。一前一后真把我弄糊涂了。方天夫妇见了我，笑得弯腰驼背地说：“郭厅长，你真是双喜临门哟！”双喜嘛一是升官，二是得子。我想道贺就道贺，为什么又笑得这般模样呢？原来他们夫妇都知道刘云瀚为当五厅厅长已布置好了一切，只等走马上任了。不料竞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他们笑是笑刘云瀚费力经营一场，却落了空，也笑我懵懵懂懂，官运亨通。

原来郭忏他们的安排，并不是陈诚的本意，及到郭忏提出以刘云瀚任第五厅厅长时，林蔚不同意，他对陈诚说：“郭副厅长人很活跃，才情敏捷，业务又熟，还不是你十八军的干部，为什么不让他驾轻就熟，担任第五厅厅长呢？”

郭忏与林蔚相比，当然不如林蔚更得陈诚的尊重。陈诚听了林蔚的话，立即点头同意。所以林蔚一席话，打破了郭忏等几个月的安排。林蔚为什么支持我呢？据我所知，他对刘云瀚的固执与不豁达是有意见的。他分工主管一、五两厅业务，如刘云瀚任五厅厅长，他会经常遇到麻烦。而我平时对他很尊重，业务上合作得很紧密。如我任厅长，则他办事轻快得多，所以宁可选我不选刘。我为何尊重他呢？抗日战争中我任五十四军参谋长时，一次在桂林行营开参谋长会议，林这时任行营参谋长，我听说他是蒋军有名的参谋长之一，会后曾向他请教当参谋长的要诀。他说：“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得住重点，要任劳任怨。”使我很受启发，内心也极尊敬他。

我任厅长后“升官图”的游戏并未终局。刘云瀚对第五厅厅长仍感兴趣。恰好这时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的坚决抵抗，到处吃败仗。

尤其是徐州方面战局不佳，蒋介石极为震怒。1947年2月初，陈诚自告奋勇，亲临徐州指挥。陈诚并没有挽回败局，莱芜一战，国民党军六万余人被解放军全部吃掉。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被俘。

陈诚战败后，国民党军政界为之震动，派系之争又起，反陈派系乘机大肆攻击，要他引咎辞职。蒋介石对他似乎也不满。

为加强山东攻势，蒋介石命令撤销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