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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仆今日得贵校诸君开会欢迎，不胜欣谢！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推＇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2）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成。是则仆所厚望于诸君者。

（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孙先生演说辞》）

博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医师于1835年创办，原名仁济医院，后更名为博济医院，取博施济众之意。1866年又设立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西医学校。1886年，年届二十岁的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院，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博济医院历史中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济医院易名为“中山纪念博济医院”，1985年又易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3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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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1）

与中原等文化开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广东人才晚出。唐朝时张九龄以“后出词人之冠”的实力，独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与此同时，目不识丁的慧能，也凭着岭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独特智慧，领悟并开创中土佛学的新时代，为中华文化注入一脉清泉。

五百年后，余靖踵武前贤，后先辉映，赢得“道行则宋隆，道不行则唐败”的崇高声誉。嗣续，南方以南广州的崔与之，一代名臣，行事干练，直言直谏，而非博时誉，非干仕禄，数辞宋理宗宰相之诏，足堪风范千古，是典型的岭南求实传统的体现，或者崔与之的风范，正是岭南士人求真务实传统的重要来源。

晚清以来，岭南出现了一个人才高潮。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丁顿曾经对1910年京城里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单进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十八省所产生的人中，广东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万中出人。而传统的中原地区，河南1000万人出人，陕西出人，山西出人，直隶则为人。当然，直隶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以北京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丽。以至于阿诺德·汤因比说：“在今天，远东社会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殊不知，在这些广东人之中，有许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广东的前贤。比如韩愈，比如苏轼，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许多广东之星，也正因为他们而升起。而许多广东之星，又在他乡的天空闪烁。不说政治与学术，就说电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至今还有多少人因瞻望而引颈。

忆冼星海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桐乡县。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担任“左联”执行书记。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有《茅盾全集》传世。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2）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