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哈罗德,你已经走了一整个星期,现在你路过埃克赛特了。一天里寄来两张明信片!你对脚在袜子里的描写尤其生动。但愿你在恰德莱买到了膏药。我喜欢埃克赛特那张图片。大教堂还有绿色植物。想到自己上一次在那里是二十年前,感觉很怪。那一天我永远离开了德文郡。
“亲爱的奎妮,”露西修女读道,“不要放弃。祝好,哈罗德·弗莱。”
“那个傻子还没回家吗?”亨德森先生说。
“当然没有!”芬缇大叫,“他正走路来看奎妮·轩尼斯。”
今天派件时,她收到一张代金券,说她如果去填写一张网上调查问卷的话,就能得到一整年供应的麦维他饼干。亨德森先生没有收到东西。
“收到你那样的邮件,还不够烦心啊。”他说。
珠母纽王有两个包裹,但他说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拆开。芭芭拉从她的侄子那里收到一个编织眼镜袋。“真不错啊,”她说,“可惜我没有眼睛,但我能把我的注射泵放在编织袋里。那样也不错。”
另一拨病人今天下午过来。
“你一旦进了那几道门,就是一张单程票。”亨德森先生说,“下一个轮到谁?”
我假装在读你的明信片。
“你以前在金斯布里奇住过吗,奎妮?”凯瑟琳修女问。我飞快地点头。“你就是那样和哈罗德·弗莱成为朋友的?”又一次点头。“你为什么离开?”我觉得鼻子刺痛。露西修女拉过我的手。
“那么,我们猜猜看哈罗德·弗莱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她大胆地说,“明天早上,还是明天下午?”
露西修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善良的年轻女人之一。在法式美甲和吹干头发方面,无人能及她。但我认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来没见过英格兰地图。
怪不得拼图对她是个挑战。
是的,我记得埃克赛特。它就在地图的一端。我去过你在福斯桥路的家道别,却遇到了你的妻子。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对话,她和我,而且那是我一生中最具毁灭性的对话之一。我记得埃克赛特车站对面忙碌的咖啡馆,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在里面,带着我的格呢行李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很明显我必须离开。莫琳的话在我的耳边回荡。只要我一静下来,就能听到。与她会面后,我走啊走啊,但都没有用,我躲不过她对我说的话。我还能看到她。我在脑海里看到她。她在晾晒洗过的衣物,晾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太阳再也不会出来,风再也不会刮起,而她的工作永远完成不了。她的身后,纱网窗帘挂在每扇窗上。房子合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回忆就非得保留得这么清晰。我才想起一小片,整幅画面就忙不迭地杀了回来,而其他的东西,比如那些我愿意记起的东西,却了无踪影。如果回忆是一座图书馆该多好,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你可以走到咨询台旁,对图书馆助理说,我想退还有关戴维·弗莱的痛苦回忆,或者说,其实是有关他母亲的回忆,取出一些开心的,麻烦你了。和我父亲去钓棘鱼的回忆。或者我做学生时去彻韦尔河畔野餐的回忆。
然后助理会说,当然可以,女士。我们这儿都有。“钓鱼”在“D”架。同理“野餐”在“Y”架。你会在左手边找到。
于是我父亲就出现了。高高大大,穿着他的工装裤,笑眯眯的,一只手里捏着手卷烟,另一只手里是我的渔网。当他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向溪流的崎岖小径上时,我得连蹦带跳才能跟得上他。“那个丫头呢?你在哪儿?”灌木花丛里虫鸣鼎沸,父亲会把我扛在肩上——然后呢?
我没有头绪。剩下的我不记得了。
但我在写埃克赛特的咖啡馆啊。那地方已经挤满了人。行李箱,背囊,帆布包。人都难以挪步。学校假期正好结束,外面笼罩着晨雾。我身边都是彼此相系的人,有说有笑,憧憬着他们彼此相系的未来。这让人难堪,所有的一切。太多的幸福,让窗户蒙上了水汽。我选了门边的一张桌子。每一次门开,我都希望是你。哈罗德会听说我为他做的事,我心想。即使莫琳没把我的口信转达给他,他也会碰上某个啤酒厂的人告诉他。哈罗德会来找我,我会说出真相。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不好意思?这位子有人吗?”
我心神荡漾。抬起头,当然,是另一个人。不是你。他有浓密的棕发,但不像你,他颈后的头发没有一丁点儿的卷曲,而且也没有从耳朵上方扎出来一点。他指着我对面的空座。不行,那位子有人了,我告诉他。我在等人。现在给我闪开。
最后那一小句话我没说出口,但我的头部动作传达了那个意思。
男人点点头,走开了。他身上有种很害怕很小心的感觉,在行李和喧闹声中谨慎前进。他似乎不熟悉这地方。看起来像只玻璃做的动物,手脚太过纤弱。最后,他在一家人的旁边找到一个空位,挤在边缘坐下。他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袖口、头发、鞋子,当人们没有自信,需要提醒自己的身体界限在哪里,世界的其他部分又从哪里开始时,就会这么做。他要了一壶锡兰红茶(不加奶)和一份烘烤茶点饼干。然后他身旁的小孩打翻了塑料杯,泼了他一身的果汁汽水。
每个人都跳起来了。寂寞的绅士,女招待,其他顾客。别担心,别担心,他一直在说,同时用他的手帕擦拭西服。女孩的父母递给他餐巾纸,说着,把干洗账单寄给我们吧,要不你吃我们点的食物?而他满脸通红,说着,不用,不用,别这样。不用,不用,别这样。越多人关注他,他看起来就越痛苦。我耻于说出口,但我坐着旁观时,心里想的是,好。就让这个孤独的人别扭。至少不是我。
一个年轻人来了。他在门口驻足,没有进咖啡馆。牛仔裤,T恤,新的牛仔靴。他环抱手臂,扫视了每张桌子,就好像在清点我们的人数。寂寞的绅士站起来。他又擦了擦西服,但手在抖。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全世界。他放下付账的钱,跟着年轻人走出咖啡馆。
我用袖子抹掉窗上的水汽。从我坐的地方能看到他们沿街往下走去。寂寞的绅士并排走在年轻人的身边,手插在口袋里,直到年轻人伸出手臂揽过寂寞的绅士,把他拉近。其他人注意到了,避开他们,但年轻人一直搂着绅士,领着他往前走。我看着他们走进雾里。然后消失了。
你看,连咖啡馆里仅有的另一个单身的人都不是孤身一人。这是最后的稻草。哈罗德·弗莱不会来了,我想。你可以等上一辈子,他也不会来。我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原谅。我抓起我的格呢行李箱提手,猛拖着它穿过人群,就像我见过的恼火的母亲拽着尖叫的小孩穿过陌生人群那样。“看着点路。”人们对我嘟囔。我恨他们,但我真正恨的人是我自己。我逃跑了。
在火车站里,我浏览着发车显示牌,想找出最远的终点站。要是火星列在上面,我就去火星。就目前来看,我只能将就着去纽卡斯尔。
“Single2吗,女士?”
哈哈,很好笑。谢谢你指出来。“是的,我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还准备回来吗,女士?你想要往返票吗?”
现实逐渐清晰。我不想走。请你别让我走。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爱着哈罗德·弗莱。如果我离开,我的生活就一无是处了。然后我记起莫琳的话,再次感觉到它们空洞的痛击。
“请给我一张单程票,”我说,“永远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