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过分将自己囿于自身的情绪和性格。人的主要本领便是善于适应各种习惯。将自己拴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且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需要,这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多才多艺、灵活应变的人才是最有修养的人。
这儿引证一段关于大加图[1]的真实可信的描述:“他的聪明才智富有灵活性,十分善于适应一切,不管他干什么,都像是专门为干这一行而生的[2]。”
倘若让我按我的方法培养自己,那么我不愿固定在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好,为的是不让自己依赖于它。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一味迁就自己,被自己的喜好牢牢束缚,到了不能偏离,不能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朋友,更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很难摆脱性格的羁绊。比如,我的头脑通常闲不住,除非它强制自己;我用脑时神经总是绷得很紧,整个儿投入。不管给它一个多小的题目,我的头脑总是把这个题目扩大、伸展到需要它全力以赴的程度。因此,不动脑筋对于我是一种折磨,会损害我的健康。大多数人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使它活动起来,运转起来,“通过活动驱除无所事事的恶习[3],”我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则是为了使它平静下来,作短暂的休憩,因为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对于我,读书是一种把我从对自身的研究中分散出来的活动。一有思想闪现,我的头脑便忙碌起来,表现出它在各方面的活力,有时运用它的力量,有时运用它的条理性或灵活性,它或是赞同他人,或是自我节制,或是固守己见。
它拥有足够的材料来激发自己的机能。造物主赋予它——如赋予所有人的头脑——足够的智力供它使用,并给它足够的课题让它施展创造力和判断力。
对善于探索自我、开发自我的人而言,思考自我是一种强度大、内涵丰富的研究。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把它填满。根据自己的心情进行思考,是一种最不费劲又是一种最费精力的事,没有一种工作能与之相比。历来伟人们都把这事作为每日的功课,对于他们,“生活即思想[4]。”故而,我们的思想活动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那就是:没有一种活动能像思想活动进行得那么长久,那么经常,那么方便。亚里士多德说:“思考是天神的需要,神的至福和我们的至福都来自思考。”读书对我的用处主要是通过书中的各种事物启迪我的思想,运用我的判断,而不是充塞我的记忆。
与别人谈不上几句话我便无精打采地停下来。当然,品味高雅妙趣横生的交谈与严肃深刻的讨论(可能前者更甚于后者)都能占据我的整个思想,在其他交谈中,我往往处于一种迷糊状态,而且只给予表面的注意,所以,作那种意趣索然、了无生气的应酬式的聊天时,我常会说出一些梦呓般的,或孩童也不如的傻话,十分可笑,有时则固执地缄口不语,那就显得更加愚蠢,而且不礼貌。我的迷惘神态将我幽闭在自我之中,加之对好些一般的事又表现出幼稚和严重的无知,这两种“优点”给我的好处是: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出有关我的五六则趣话,而且无论哪一则都傻得可笑。
凭心而论,这种性格使我难以与人们交往(我必须对他们作精心挑选),也使我不适合参与共同行动。我们与民众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打交道;倘若我们讨厌他们的谈吐,不屑于去适应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往往和最聪敏的人一样有他们的规矩(“不能适应大众之蒙昧的哲理是枯燥乏味的哲理[5]),”那么我们就无法再管理自己的事,也不应当再去插手别人的事了,因为公共事务及个人事务都免不了与那些人牵扯在一起。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上帝啊,那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对我们是多么有用啊!没有比这更有益的哲理了。“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也是他经常重复的话,一句内涵丰富的话。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东西。确实,假如我不去和千百个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融洽相处,却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这不是一种愚蠢的任性吗?我生性疏懒,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悖,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和威胁;受人爱戴,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从来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不被人仇恨。不过我的疏于言谈使我失去了好几个人对我的美意,这是公正的,他们有理由对我的冷淡作一种更坏的解释。
我很善于获得世间少有的甘霖般的友谊,并能将它一直保持下去。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十分贪婪地投入这种交往,所以自己禁不住眷恋这种友情,同时也给和我交往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已多次体验过这样的幸运。但对一般的泛泛之交,我却有点疏远冷漠,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如果不能像张满的风帆充分展开就会不自然。何况还在我年轻时,命运已让我习惯于品味那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友谊,因此我便有些厌恶别样的交情。而且古人那句“相伴并非友谊,共患难才是知己”包含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自然很难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和“看人说话,见风使舵。”我也很难遵从人们的一条训戒,说什么在和那许多不完美的朋友交谈时,要小心谨慎,多存戒备;眼下我们听到的主要训戒是:谈论世事只会带来危险,或只能说假话。
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谁若像我一样,把享受生活的恩惠(我指的是本质上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人,这种人既能张也能弛,既能上,也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的行猎情况,乃至他和别人的纠纷,也能兴致勃勃地和一个木匠或花儿匠谈天;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让最末等的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柏拉图劝戒我们,要以主子的语言对仆人讲话,不管是对男仆还是女仆,不可玩笑,不可随便,我则深不以为然。因为,撇开我的天性不谈,我认为如此炫耀命运赐予的某种特权是不合人情的,也是不公正的;而主仆间的差异不那么悬殊的文明制度在我看来倒是极公平的。
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却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有害的。
君大谈阿亚科斯[6]天神家族
和神圣特洛伊城下的鏖战,
却只字不提
一坛基奥[7]酒价值儿何,
谁为我们备水沐浴,
何时何地,谁家屋宇
为我遮蔽佩里涅的奇寒[8]。
——贺拉斯
斯巴达勇士在战争中用柔和悠扬的笛声来缓解和节制他们的鲁莽和狂暴,而其他民族惯用尖厉响亮的呐喊过分鼓动和激发士兵的勇气。同样,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在运用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大部分人更需要的是踏实、沉稳,而不是奔放、昂扬;更需要冷静和安详,而不是热情和激动。依我看,在不懂的人中间充内行,说话像煞有介事,favellarinpuntadiforchetta[9],是十足的愚蠢。应当把自己降到周围人的水准,有时不妨装不懂;收起你的雄辩和精深,在一般的交际中,保留思想的条理性就够了。另外还要使自己平易通俗,假如你周围的人喜欢这样。
满肚子学问的人往往在这一点上栽跟斗。他们总爱炫耀自己的权威,四处散发自己的作品。如今他们的声名震动了闺房里贵妇们的耳朵,以至即便她们不懂学者们的思想实质,也要摆出一副学者的样子;谈及任何话题时,不管这话题如何实际和通俗,她们都采用一种新的、学究式的口气或笔调,
恐惧、愤怒、欢乐、忧愁,乃至内心的秘密,
她们都用学究的风格来表达,
怎么说呢?她们晕倒得也很有学问[10]。
——尤维纳利斯
任何人都能充当证人的事,她们也要援引柏拉图和圣徒托马斯的言论。学说和理论没能进入她们的头脑,于是便停留在她们的嘴上。
倘若出身高贵而又禀赋良好的夫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她们只需开发自身的天然财富就够了。然而她们却让外来的美遮盖了自身的美。抑制着自己的光华却靠借来的光彩发亮,这是多么幼稚。她们被技巧和手段葬送了。“她们仿佛从香粉盒里走出来[11]。”这是因为她们还不够了解自己。其实,世上没有比她们更美的造物了,是她们给艺术增了光,给脂粉添了彩。除了生活在别人的爱慕和崇拜之中,她们还需要什么呢?何况她们太有条件,也太懂得让别人爱慕和崇拜了。她们只需稍稍唤醒和激发自身固有的本领,便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我看到她们热衷于修辞学、星相学、逻辑学,以及诸如此类她们并不需要的空泛之物时,我不禁担心,那些建议她们学这些玩意儿的男人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想办法支配她们,还能找到其他什么解释呢?其实她们用不着我们男人,只要善于运用自己那双眼睛的魅力来表达愉快、严肃和温柔,再佐以少许的严厉、怀疑或恩惠,而千万不可在别人为诱惑她们而写的长篇大论里寻找代言人;有了这种本领,她们便能随意地指挥和控制那些学者和学派。倘若她们不愿在任何方面比男人逊色,倘若她们出于好奇也想涉足书苑,那么读诗写诗是最适合她们的消遣;因为诗是一种活泼调皮而又微妙精细的艺术,是语言和装饰的艺术,它充满了乐趣和自我的展现,如同女人本身。她们也可从历史中汲取多种教益。至于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有些论断可指导她们判断我们男人的脾气和性格,保护自己不受男人的背叛和伤害,指导她们调节自己的欲望,爱惜自己的自由,延长生活的乐趣,达观地承受仆人的不忠,丈夫的粗暴,岁月的侵蚀,皱纹的出现,以及诸如此类的烦扰。这就是我给她们指定的学问的最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