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都唱男女对唱的段子: 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进去,看见唱戏这个人是韦志远。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动的,眼圈都红了。
其实韦志远人在看门,心里根本不在看门。有次他拿了一大厚摞纸到我家,说他写了个戏,是写给朱阿姨唱的,请我爸给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纸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面塞满稿子,老鼠没啃完旧的,新的又塞进来了。只要人家向我爸讨还稿子,爸就会猛一拍人家肩膀说:“他妈的写得真不赖!好好干,再改它几稿!”人家一听就开心了,哪怕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计较了。
韦志远不同,一个礼拜后他又来用手指“嗒嗒嗒”弹我家门。我爸拔上鞋后跟就要出去。韦志远脸洗得白白的,站在门口。我爸说:“谁来的电话?”韦志远说:“不是……”我爸说:“挂号信?”韦志远笑笑说:“您叫我过几天来的。我的剧本……”
我爸来不及耍花招了,说:“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个礼拜怎么样?我跟你好好谈,啊?”
韦志远还不走,问:“几点?”
我爸不耐烦地说:“几点都行,几点都行!”
爸关上门就说:“这种人也想写剧本!这种人也想写剧本给朱依锦唱……”他像牙疼一样咧着嘴。他只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给老鼠啃成了邮票的锯齿边,他手拍拍上面黑麻麻的老鼠屎,说:“他也写剧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爸刚泡了茶,点了烟要看韦志远的稿,李叔叔抱着棋盒,拎着棋盘进来了。那时李叔叔还没想到半年后自己会从和平鸽上跳下来肝脑涂地。
第二个星期韦志远又来了。听见他“嗒嗒嗒”的弹门,我爸赶紧套上我妈搬煤的脏手套,门一开就对韦志远说:“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饼!……”韦志远一声不响照爸的意思把煤饼从我家厨房一块块搬到晾台上,白脸让汗淌黑了。我爸对他说:“下礼拜吧?今天我累了
。”
韦志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韦志远的。我已经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但我跟韦志远还是有话说的。我把许多秘密告诉了他,比如,我下雨天总要跑到菜场去捡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落在地上人家听不见。我存了许多硬币,有时我妈会问我借,我催她还我,她就很赖皮地笑:“借你小钱,将来还你大钱!”大人在向小孩借钱时的面孔非常、非常的有趣。有时我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妈那样有趣的面孔而慷慨地把钱借给她的。
朱阿姨在医院住了三天了,还是老样子: 多半时间是安静躺着,偶然乱动一阵子,把我给她遮盖得很好的棉被踢开。我从家里搬了一把小折叠椅,坐在她床边。大家来看她的身体,一看见我瞪眼坐在那里,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厕所,憋得气也短了,两腿拧成麻花才去。因为每次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亮在那里。我也尽量不睡觉,除了觉睡我,那是没办法的事。有回睡得脑子不清爽,看见那个电工走到床边,他看我头歪眼阖像个瘟鸡,就假装嘴巴一松,把香烟头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马上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烟屁股把朱阿姨点着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棉被还就是给他拍打不掉。他干脆抓起棉被来抖,好像要把火灾的危险抖抖干净。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橘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电工听见我这边有响动,回头看,见我脸上淌满眼泪。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唆,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个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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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 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