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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伦怎样千头万绪要永远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样掉的。他还揭露了“彭、罗、陆、杨”“四家店”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四　真假颠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五）

经过上述理论武装、思想准备、舆论铺垫，“革命”行动开始了。

于是，北京首先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标语；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中国众多的专家、学者、教授、文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倒，被批斗；于是，文化领域各界全部被无产阶级“占领”。

对于上面所说的情形，做为我这种还没有走上社会也不太了解社会的小小青年是又惊又怕，亦忧亦喜：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么多阶级敌人，感到特别惊讶；那些人竟然钻到了党、政、各界的领导机关，还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感到非常害怕；这些人终究被挖了出来了，就不怕政权被篡夺，不愁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了，感觉到无比高兴，好像“运动”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人，那些老人们、大人们，那些高级干部、一般干部，还有广大普通群众，他们都做何感想呢？我想他们绝大多数和我是相似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切并不符合伟大领袖的意图——没有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看来，这是一些领导对运动不理解的表现，这是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卑劣伎俩”。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着手发动更大的攻势，他们之中有些人直接到学校里发动既富革命激情又单纯幼稚的学生，因为他们看准了这只生力军会为其所用。据说北京的几位学生领袖之中就不乏与中央*领导小组的人有直接联系者（这是以后知道的）。于是，五月二十五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应运而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一日改了组。紧跟着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当晚八点钟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播放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陈伯达写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还有社论《触能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社论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这社论就像一支支响亮的号角，强烈地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灵。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除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谁人不愿意以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呢？事实上即使所谓的上述几种人也纷纷积极地去证明自己，表现自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中央对于这张大字报的积极态度：中央*领导小组立即热情支持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不仅全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全世界播放了这张大字报；毛主席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因为“社论”也好，“评论员文章”也好，人们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而这张大字报不同，它是个实例、样板，它是一面镜子，它即显而易见又难以曲解。因此这篇大字报如一束点燃的火把投入了干柴堆……

对照之下，全国各地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大多与北大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言而喻，全国上下正在酝酿着一场燎原大火。一九六六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重要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布》、《毛泽东思想新胜利》。这时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南京又揪出了个匡亚明。从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大革命”（发起人心目的*）正式开始了。神州大地各个大学府、艺术殿堂充满了火药味，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人被“炮轰”、被“火烧”，甚而被“油炸”。

形势已然明朗化，斗争也达到了白炽化，做为无主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也不应该沉默了。我们不少同学暗地里串联、交流，只是还真有些“怕”——弄不好就从革命变为反革命！我该何去何从？不说话当然保险，几千人都没说话，能说都不是革命的吗？可是，大家都不说话，那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还要不要揭了？我们学校要往何处去？不！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连饭都吃不上，别说上大学了。我的今天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必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我必须以实际行动表现我的忠诚，证明我的忠诚！

六月六日下午我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没什么不妥，可心里总是有点儿莫名的忐忑。我自己明白：这就是“怕”字当头，这就是不坚定，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两面性。唉，实践与宣誓就是不一样！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就是不一样！我自己在心底感叹。

晚上，我悄悄溜出了校门。急火火地赶到师大，去找石元砥。平时，我们是每个周六回家时才见面，第二天同时离开家，由他送我到学校，这就算是我们的周日“大旅行”。可这一个月里，我们都违例了（他来我校找我三次，我去他校见他四次），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心里慌慌的，有很多事要和对方交流。我边走边自己犯嘀咕：他肯定会反对我，我到他那里去寻求支持不是白日做梦吗？可是，我还是一直朝着前走，因为以往对他的了解、信赖，还有几分敬慕，总希望得到些启示。他从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博览群书。古今中外，政治、军事、哲学、文史、自然、社会……无所不读，连《圣经》、《可兰经》他都翻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读了两遍。他一个脑袋装的东西超过我们一般同学的两个三个。所以，在同学中顶属他少年老成，大家都喊他“石大哥”。可在最近这一段日子里，他总显得很迟钝，也没有了过去那种执着劲儿，让我感到有点儿奇怪。

一个月来，我们见面都没了过去的欢欣、亲密，而多了严肃和沉重，仿佛有大难临头。今天见面更是，连学习状况都不必互报——学生都已停课几天了。

朦胧中我和石元砥对面站在师大校园旁边的公园里。

我把我的大字报底稿放到石元砥手上。

石元砥走到路灯下，慢慢地展开那一叠稿纸，他一看大标题脸色就变了，越看脸色越阴沉，最后变得让我不敢正视了。他把那几张纸揉作一团，大喊：“你疯了！”

“你胆怯了！”我很气愤——他竟然连道理也不讲一句就发脾气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声音放的平缓了，“因为这不是儿戏！”

“这是革命。”我凛然地。

“皪皪，咱们心平气和地好好地……”

“不心平气和的是你。人家信着你了，老远巴巴地跑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可你……”我赌气转身就走。

“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的怀抱中。“这些日子以来，脑子很乱，心情不好，一看你写的这个东西我急呀！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

“还等？还看？再等再看人头就落地啦！”我推开他。

“还不至于吧，和平演变要有个过程，需要些时间的。”

“人家若把权夺过去，让谁死不是一句话？敌人都磨刀霍霍了，你还……”

“那是舆论，是宣传。实际上真有那么严重？各级领导机关里都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工作又是怎么做的？眼前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时半会难以看清……”

“你呀，你！”我对石元砥太失望了。

形势还不够清楚吗？当时我认为根本不用动什么脑筋，只要对号入座就行了。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单位，甚至所有的单位，运动开展状况与北京大学是一模一样。所谓认不清形势的人大概有三种：一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二是“怕字当头”，明哲保身；三是“心里有鬼”的人。

“求求你，听我一句：人生如棋局，一着不慎，满盘皆……”

“你太没有热血啦！你气死我啦！”我大喊。

“你就那么急于当先锋吗？”

“先锋已经有人做了。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匹夫，匹夫！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事情不一定和你想的那样，上边的问题很复杂，你不能只看表面。”

“哦？这么说你的胆子比我大得多了，你敢怀疑……”我吓得不敢说下去了。

“现在不是怀疑谁不怀疑谁的问题，而是需要事实，需要时间……”

“石元砥，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危险吗！”

“zhengzhi斗争是很复杂很严酷的，多考虑点儿问题没有错。”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我审视着他，“问题明摆在你眼前，你还瞎想什么？最简单地，咱们对号入座，我们学校、你们学校在运动中的做法和北大有不同吗？”

“北大肯定有北大的背景，你又没亲自看到。”

“不管有没有背景，中央是支持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