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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一天，我们部队活动到运河边，一个通过敌伪军工作关系介绍来的自称“谈判代表”的人，找上门来。说奉了某日军大队长旨意，要和我们谈判。他说：“如果你们允许宿迁到淮阴的运河通航，皇军就不再向你们区域‘扫荡’、安据点，并愿赠送一部分枪弹。”

“要是我们不允许通航呢？”我们的同志故意反问了一句。

“皇军要继续‘扫荡’，继续向外安据点。”来者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

看来，敌人在我们猛烈反击下，软了下来，学狡猾了。但是我们绝不妥协，革命成果，总是从积极斗争中取得的；跟敌人，根本谈不上“谈判”，讲不来条件。于是，我们便向来者作了这样的回答：

“运河，是中国人的运河，决不允许侵略者航行。鬼子出来‘扫荡’，我们就坚决消灭；他向外安据点，我们就坚决打掉。要谈判，条件只有一个：放下武器，一律宽待。”

那个“谈判代表”，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不几天，我们接到情报：鬼子一个中队，在林公渡安据点了。看来，敌人是要拼命保住运河的航线，再一次试试我军的威力。我们是有言在先，不准敌人安据点。随即集中了一、二、四三个支队，趁敌人立足未稳，碉堡还没修成，一个突然夜袭，把林公渡据点砸开。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从中队长金井起，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并且捉住了五个活鬼子。

从此，运河航线敌人也不要了，他们困守在淮阴、沭阳、宿迁几座死城内，再也不敢出来“扫荡”了。

最后，敌人为了保持沭阳这个中心据点，便派出鬼子两个加强小队，想在沭阳城西叶圩、城南十字桥，各安一个据点。叶圩这个据点刚安上一天，就被我一、二支队主力打掉了，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四十多人。十字桥敌人见势不妙，拔腿窜进了沭阳。从此，沭阳变成了一个孤点。我们的根据地往北扩展到了陇海铁路，往东往西南切断了日寇在运盐河和运河上的水上交通。

四

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的军民。人民武装从斗争中迅速成长。主力地方化，全面地开了花，结了果。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两年前不足一百人的区中队，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两年前从主力“化”下去的一个排长，现在带一个连了。开始实行地方化时，向我们要“保票”的那个团参谋长，现在当团长了，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一次，他和团政委闲谈，说起两年前要“保票”的事，感慨地说：“毛主席总是要咱们向前看，向远看，这话是懂，可是有时候，就是看不远。你说原因在哪里？”

团政委不加思索地回答：“咱们理论水平低，往往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盘。”

“我想还有一点，”团长又补充说，“凡事从个人出发，眼光就必然短，要‘保票’那时候，我就是从个人想的太多。”

这两个同志的谈心，反映到旅里，使我们深深感到：部队地方化的结果，不仅仅是从数量上发展壮大了，同时也支持了地方的群众工作，坚持了地方的斗争；回过来地方和群众又支持了部队，使武装与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部队是武装的群众，又是群众的武装，从而应付了艰苦的斗争局面。这些事实，又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和教育了广大干部，使同志们在实践中进一步领悟了毛主席的正确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应该识大局，看一切问题都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

为了迎接新任务，积极准备大反攻，在反“扫荡”胜利后，我们依照华中局指示，恢复主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机动作战，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也叫建立模范兵团运动。经过将近半年的练兵整训，各地武装开始升级。支队下成立了团，区队升级为县独立团，乡联防队升级成区队。为支援皖中地区，以第二支队为基础，首先组织了一个独立旅。根据华中局发展江南的指示，又从淮海区选拔了一批从斗争中成长的干部，渡江南下，到天目山地区开辟工作。

独立旅机动出去不久，第十旅的番号也恢复了。这时，它已经不是初进淮海区时的两个团四个营，而是人马充实、武装整齐的三个团九个营了。

日本投降，十旅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东北挺进后，淮海区新生的子弟兵团，仍然足够三个团。这些新生的武装，就象春天盛开的花，一枝枝，一朵朵，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竞艳争芳！

00、

1940年2月6日，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奉命于山西省陵川、平顺地区编成。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部。纵队司令员由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兼任（5月以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下辖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和第三四四旅（旅部由原三四四旅机关部分人员扩充而成）及纵队教导营。

新编第二旅（简称新二旅，下同）由冀鲁豫支队的第—、第二、第三大队编成。旅长田守尧（当时在延安学习，8月到职，先由杨得志兼）、政治委员崔田民（兼，后为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卫生部部长刘胜望。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四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周正华；五团团长覃健、政治委员贺大增；六团团长胡继成、政治委员的鲍启样。

第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唐亮（后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所辖团原编制、番号不变。第六八七团团长张天云、政治委员张池明；新组建的第六八八团由六八七团二营（六八七团所缺的二营由晋东南扩大的地方武装编成）和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及内黄县大队编成，团长盛世坤、政治委员朱士金；第六八九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

1940年7月2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电今，我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两部的司、政、供、卫机关合并为纵队领导机关。吴芝圃任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下辖四个旅，即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

原二纵新二旅编为四纵二旅，下辖第五、第六团，干部任职不变；原二纵三四四旅编为四纵四旅，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干部任职不变；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团编为四纵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团；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总队和第三团编为四纵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纵队直辖涡县独立团、特务团和睢、杞、太各独立团。另设有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

1940午7月中旬，八路车第四纵队重新整编。以第四旅（欠七团）、第五旅和第六旅编成新的八路军第四纵队，8月20日，黄克诚所部奉命与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合编为人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同时仍兼第四纵队政委）、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

原八路军第二纵队领导机关改为第五纵队领导机关。下辖三个支队：以苏鲁豫支队（原人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参谋长田维扬、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供给部部长郑善康、辖第一、第二、第三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