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常用药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书籍、床单、轮椅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心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沥川继而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甜心)”。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成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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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非常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