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太阳收起耀眼的光芒,只剩下金灿灿的半个圆盘。四处一片静谧,偶尔传来火车的轰鸣声,似乎想打破这种单调和沉寂。在夕阳夕照下,阳光只有在这时才会光顾到一间低矮的房间里。
同老公刚吃过晚饭,正准备看电视,隔壁传来尖厉的叫骂声:“*你个妈的!你怎么还不死?你个老不死的!痛快的死了得了,成天在这不死不活想折磨死谁呀?”“唔——”一阵口齿不清的呜呜声。
不约而同的和老公对视一眼,我就往门外走,“干啥去?”“过去看看!”“别总多管闲事。”他看着我压低声音又实在有些拿我没办法。我对着他美美地笑了:“我哪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啊?”
我们住的是单位平房,东西方向,长长的一排,几米宽一间,中间用一道砖墙隔开,就是一户人家。由于没有隔音设施,相邻两家别说吵架,就是不小心放个带响的屁,都能分辨出放毒者的方位。
一出家门往左一拐就进入隔壁家(两家门挨着门)同样是下窖房子,由高处一下迈进低处,大约有四百的高差,光线一下子昏暗下来,低矮的一张小窗户,阳光都觉得委屈很少光顾这里。
一间几平米的厨房,光线适应后还是看得很真切的,一个鸡舍一样的台子搭在靠窗的一侧,上面摆放着液化气盘和络成络的几个铝盆,角上是自制的木柜算是碗柜,另一侧是烧炕用的地炉子,旁边放着一只笨重的大木椅,上面放着洗脸盆。
外门距卧室门也就三步的距离,一扇纤维板钉成的门刷了灰色的油漆,上面沾满黑色的油污。进入卧室,屋里开着灯。水泥的地面刷着深红色的油漆,有的地方漆已经掉没了,南面的房墙和炕之间是半米宽的地面,靠东面和北面房墙是一盘土炕。
炕上躺着一位花白头揉成鸡窝一样的老人,面色皮肤暗黑中又泛着黄晕,像枯树皮,确切说像晾干的桔子皮一样干瘪的女人,一双不大的眼睛浑浊暗,好像见不到阳光的缘故,转动都有些吃力,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不知什么地方?不知道的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具僵尸。
西面是和土炕面积相同的水泥地,一个老的可以作为陈列品的高低柜摆在墙边,一张被人淘汰的破办公桌,堵在北面的墙边,上面乱七八糟的堆满各类有用无用的东西。
炕边一位二十多岁身材高大、丰满结实的女人,一手掐腰一手拿着鸡毛掸子(过去人多数用来掸灰,现在很少有人家再用了。用鸡毛绑扎在一根棍上,围成圆形、有毛处长近半米,用来掸灰的)一下一下地点着近于麻木的老太太的头顶,嘴里怒气冲冲的骂个不停。
“这个老不死的,她也有今天?”她看着我进来向我点点头,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说的,全当打招呼了。她又转向炕上的女人:“你个老*,有本事你别用我伺候你呀!你不是能吗,你起来打我、骂我啊!你自己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你还有啥脸活呢?痛快的咬舌自尽得了!”
西面原有的一扇窗改成了门,只露出一角的阳光,懒洋洋的把最后一抹余晖,投进这户见不得阳光的人家。在原有低矮房间的西侧,又往前接出半间,除了门宽的地面,全是占据整个接出面积的土炕,于原来的主房隔着玻璃窗户。
炕上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站在炕上的玻璃前,眼睛直愣愣的隔着玻璃向这边看着,眼睛空洞得没有丁点的灵气,雪白的小脸蛋没有一丝血色,就那么动也不动的站在那儿,要不是知道有他的存在,一定会误以为一个级大布娃娃!
骂人的女人叫贺雪艳,是这家现在的女主人,床上躺着的是她的婆母李凤兰——这家的原女主人。雪艳高颧骨,一张杏核眼,清淡的短眉毛,鼻孔外翻,略向里凹的扁下巴,皮肤粗糙,一个个针眼一样的小孔遍布两腮。
我站在旁边看着老太太,她虽然说话不清,只会呜呜的叫,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她听到有人来,安静下来。“咋的了?又作人了?”我问雪艳。
“这么大岁数,该死不死,一天就会折磨人,吃饱就拉,不喂饱就叫唤,什么玩意!”她着牢骚,又对着老太太:“该死不死的,快点死都省心!当初就不应该送你去医院,死了多好。”
我有些看不过去,柔声劝道:“算了吧,她都已经这样了,已经遭到报应了,你就别和她计较了。”
雪艳声音高亢:“不瞒你说,我一看她想起她以前是怎么对待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真恨不得掐死她。”
我依旧不甘心:“看她现在这么可怜,你就别生气了,她毕竟是宝乐的母亲,你就当是自己的妈,妈对自己儿女再不好,儿女也不能记仇啊?她当时也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
“当自己的妈?谁的妈能那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再说她又没生养过我,凭什么那么对待我?我记她一辈子!你不知道,这大人的屎尿和孩子的屎尿不一样,有多难闻多熏人?恶心死人了!”我虽然同情、可怜老太太却又实在没办法,就像当初我同情雪艳一样,我只能望洋兴叹,实在爱莫能助。
雪艳的一番话的确不是一个儿媳妇能说出的话,不过能如此,也是情有可原的,她对婆婆的态度我虽然不赞成,却也能理解她,也可以谅解她,因为事情都是有因果的。老太太能有今天的结局,谁也不想看到,也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真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雪艳和我一样来自乡下,只不过地方不同,她来自兴城,我来自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