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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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回巴格达的捷径或许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二百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可我至今还未受过战伤。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战争。

二十三、唐老鸭烙饼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就是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的女婿。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笨蛋，可炒菜舍得放油，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她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司机老王、陈林、李志国、李卫华和我“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霍乱，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就升到三十八度二，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否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说今天晚饭吃炒饼，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由于只有我一个会做饼，故只有不好意思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可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老杨哆哩哆嗦地帮我伸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疼得我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一个人先走了。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出来差不多是足有一人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半夜，老杨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也不象个外交官，倒象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二十四、我和河野

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北美驯鹿”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上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象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拚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两年前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摄影背心：“他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Mike　Kirsch）、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的阿利克斯（Alexis　Dnclos）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只有我们这样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才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