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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1页）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向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

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2。7　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的停车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后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晚上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的大袋子，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9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前来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