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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2页）

&esp;&esp;尽管聂思脱里派很早就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异端，远东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传到欧洲，仍然使中世纪西欧深感振奋。在那里流行的东方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国王曾打败了穆斯林的传闻，很可能与上述故事相互附益。在马可·波罗转述的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为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克烈部首领王汗。

&esp;&esp;蒙古的扩张打通了亚洲东部世界与西欧基督教社会之间的阻隔。罗马教廷和西欧君主们对寻找约翰长老的部众现在备感迫切，他们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严和感化力，来阻遏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东方广泛传播，甚至仍然希望与蒙古人联手攻击伊斯兰世界，夺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怀揣教皇或国王谕书，不畏艰险地踏上东来旅程。

&esp;&esp;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会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两个使团。关于前往驻扎在波斯地区的蒙古军事长官的使团，我们所知甚少。还有一个使团被派往蒙古，由葡萄牙人劳伦斯和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组成。这两个人都是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各持教皇的谕书一封。前者所持，很像是一篇布道词，内容主要是劝谕达达国王、人民“成为基督教徒，信仰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除此外别无获得拯救之路”。后者所持则像一封外交国书，内容是“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指蒙古的侵略），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要求蒙古大汗与派去的修士诚实商谈，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毁灭其他民族，你未来的意图是什么”。劳伦斯后来是否真正成行不详；迦尔华尼则于1245年复活节前一个多月进入里海北部草原。他先被蒙古兵护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去见这位“金帐汗”。这时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很快就要在蒙古本部举行了，所以拔都汗强迫这个65岁的老头马不停蹄地向东驱驰，路上经常“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7月下旬，迦尔毕尼一行终于赶到漠北大汗的营帐，出席了贵由即位的大忽里台（“大聚会”）。

&esp;&esp;贵由汗本人倾向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教皇代表上帝对他和他的人民的“拯救”。迦尔毕尼得到了一封用蒙古文写成并附有“萨拉森文”（指波斯文）译本的贵由汗复教皇书，上面盖有一个畏兀儿字蒙文的红色玺印，印文作“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他的复信说：“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等如若希望与我们讲和，为缔结和平事，你教皇及诸王公显贵应毫不迟疑地前来朝见我。”贵由汗这份复信的波斯文复本1920年已在梵蒂冈教廷的档案中被发现。12年秋，迦尔毕尼返抵里昂向教廷报命。他留下一部《蒙古史》，讲述出使经过和所见所闻，是有关同时代蒙古人情况的珍贵记录。

&esp;&esp;教廷于12年还向西亚蒙古驻军派遣过一次使节，同样不得要领。但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联络，不久便由于贵由指派的西域新统帅野里只吉歹的莅临而似乎变得有了一线希望：因为这位将军是一名聂思脱里教的信徒。1248年，率领十字军出征埃及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遇到野里只吉歹的信使，称“普天下之王合汗”（指贵由）愿与基督教各派和睦相处，并支持他们“战胜那些蔑视十字架的敌人”。尽管这种表态大概更可能是出于野里只吉歹本人的意愿，它却使路易九世深感兴奋。他立即派出一个隆重的使团回报大汗，由多明俄会教士安德鲁·龙如美率领，携带的礼物中包括一座深红色的帐幕教堂，帐中悬有刺绣的镶板，上绘基督耶稣的一生经历。1249年初，使团出发。这时贵由汗死去早已经半年多了。安德鲁在叶密立河（今译额敏河）畔的六皇后大帐见到摄政的乃马真氏，但是获得的答复仍是责令西欧各国纳贡称降的老话。他失望而归。

&esp;&esp;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再度遣使东驰。这次受命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克不再以国信使身份，而是以传教士的身份，请求在金帐汗国的部众中传教。结果他却被金帐汗派人护送到和林去觐见蒙哥汗。1253年冬，鲁不鲁克抵达和林地区，在那里住到1254年的夏天方才西归。他在和林遇到各色各样被掳掠来的欧洲人，有再嫁给一个年轻斡罗思人的洛林寡妇，有名叫威廉的巴黎金首饰匠，也有来自阿儿美尼亚的基督教修士，等等。他回国后撰写的《东游记》是我们今天了解和林城内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带回法国的由蒙哥汗口授的信件，仍然是以蒙古人一如既往的风格写成的，即要求法王按长生天的意志向蒙古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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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入元之后。罗马教廷的修士到中国传教仍史不绝书。1289年。教皇尼古刺四世派教士孟特高维诺到东方传教。他从罗马出发，取道伊利汗国，从当日著名的海港忽鲁模子（今译忽尔木兹，在波斯湾口）坐海舶至马八儿，又于1293年乘夏季的西南信风从马八儿渡洋来华，于1294年到达大都。

&esp;&esp;孟特高维诺在大都的最初几年，似乎处于当地聂思脱里教徒的围攻中。他们散布流言指责他是间谍、魔术师和骗子，又说他是谋杀了教皇派遣的真使节、窃取了他所带礼物的假冒者。孟特高维诺为此经常受到盘问，三四年之后，情形才逐渐好转。他先后在大都建立了两座教堂，至少其中一所有设置了三口钟的钟楼。他逐渐买下40名男童，为他们施洗礼，教他们唱诗。他还把《新约》和祷唱用的《诗篇集》翻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孟特高维诺在近10年内争取了6000名信徒，其中包括著名的皇室驸马、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及其部众。他是在孟特高维诺影响下从聂思脱里派改宗“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不过在他被西北诸王俘杀后，汪古部其他贵族又重新被“诱入邪道”。孟特高维诺处在聂思脱里教徒的包围中，充分意识到应当尽可能依靠大汗的保护，“不能离开皇帝大汗”。据说大汗在宫中可以听到他的教堂里唱诗的歌声。他传教的范围，主要应是宫廷附近的上层社会。受洗礼的信徒中，很大一部分是被蒙哥汗从南俄草原徙至中国的阿速部军队。

&esp;&esp;古代田园画鉴赏1300年中叶，孟特高维诺连续从中国给他在欧洲的教友去信，诉说自己在远方势单力弱，要求教会派人来协助他。于是罗马教皇在1307年任命他为汗八里（即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主教热拉德、帕力格利诺、安德鲁等人到中国辅助孟特高维诺。热拉德一行亦取海道来华，途中曾在印度逗留，于1313年前后抵达大都。孟特高维诺在泉州分设一个主教区，三人先后担任泉州主教，大概都死在泉州。安德鲁的拉丁文墓碑已在泉州发现，他死于1332年。被欧洲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还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个。14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积极活动，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泉州城的最后一任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死于1362年的元末社会动乱中。

&esp;&esp;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esp;&esp;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esp;&esp;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esp;&esp;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esp;&esp;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esp;&esp;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esp;&esp;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内一起介绍。

&esp;&esp;术赤在世时，他的兀鲁思封地，大体上是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北，东自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西至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的辽阔草原，最南到咸海西南沿岸地区。长子出征后，札牙黑河以西、今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以及斡罗思各公国都落入术赤后王的控制下。于是术赤死后即位为兀鲁思汗的拔都把大帐移至亦的勒河下游的撒莱城（在今俄罗斯阿斯塔拉罕附近）。因为地处钦察草原，故有钦察汗国之称。15世纪以后的俄文史籍又叫它金帐汗国。札牙黑河以东的原封地由术赤长子、拔都之兄斡儿答统治，成为封国中的封国，史称“白帐汗国”。

&esp;&esp;术赤生前与察合台、窝阔台多次发生矛盾，旧怨很深。他的妻子和幼弟拖雷的妻子是姊妹，所以这两系后王感情较好。贵由汗死后，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强行干预，把大汗人选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拔都也因此获得新汗蒙哥（拖雷长子）的格外尊重。根据在此前后南草原路访问蒙古的鲁不鲁克的印象，大蒙古国好像是在拔都和蒙哥两人间西、东分治，而且拔都在帝国东部的威望和影响，甚至还要超过大汗蒙哥在西半部的声望。

&esp;&esp;钦察汗国虽然较早就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长期尊奉元朝大汗为黄金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术赤后王相对于大汗（gaghan，“合罕”）自称“汗”，直到1340年。钦察汗国的钱币上曾铸有称阿里不哥为大汗的铭文，表明他们承认阿里不哥是大蒙古国的。这封信的开头语是：“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郎国王。”与元王朝官方文书开头的套语格式一样。把“大汗”与长生天并称，表明中央兀鲁思（即元朝）的大汗仍是伊利汗王室尊奉的最高权威。阿八哈以后，伊利汗朝每遇汗位继承危机，争位者总是要把父亲曾受过大汗册封列为其身份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根据。夺得汗位的人，也总是立即向元朝要求册封。

&esp;&esp;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起兵，从他的庶叔拜都手中夺得伊利汗国汗位。起兵前，“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宣读了‘除安拉外没有别的神’的祷言，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合赞开始称自己为“合汗”和“安拉的奴仆”。尽管我们此后仍然把旭烈兀的兀鲁思叫作伊利汗国，但自合赞以后其实再也没有伊利汗了。合赞1302年致法国国王的信上有“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汉字印文：学者们推测，这枚王印应当也是来自元朝。而1304年继合赞袭位的完者都合汗，有一颗印文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汉字印玺。由元朝皇帝给另外一个“真命皇帝”颁赐印章，似乎有些难于理解。这颗印，会不会是迁到伊利汗国的汉人为他们在西方的“真命皇帝”刻制的？

&esp;&esp;古代山水画无论如何，合赞及其后王们仍与他们在元朝的“哥每弟每”有频繁的交往。1298年，合赞遣人出使元朝，元成宗命来使把旭烈兀名下历年所得的“岁赐”（元王室对诸王一年一次的赏赐）带回去。1310年代，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伊利汗国的重臣阿必失哈在这前后出访元朝，很可能负有与元朝商议协同对察合台汗国作战的使命。阿必失哈归国时被察合台后王拘留。他不慎泄露元军备战的机密，遂引起察合台汗国军队渡阿姆河侵入伊利汗国境内，全靠元军从东线发动进攻，才迫使察合台汗国军队从阿姆河南撤回。完者都之子不赛因即位后，为权臣出班向元王朝请封。泰定帝遣使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官号，并赐银印、金符。

&esp;&esp;在伊利汗朝时期的伊朗，中国和波斯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1290年前期，伊利汗国仿效元代中国的钞法，在全国范围取缔金属货币，强制推行纸印钞币。这种钞币为长方形，上面还印有八个汉字。钞法只推行了极短促的时期，便因市场瘫痪而被迫取消。波斯语中的“纸币”（chaa）一词，至今保留汉语“钞”字的发音。合赞在位时奉命编写《史集》的拉施特，在了解有关蒙古的历史方面，从一个出使伊利汗朝并留居在那里的元朝官员孛罗丞相那里得到重要的帮助。拉施特的《史集》里还记录了直到南宋为止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代记。中国医学名著《脉经》（王叔和著）也在拉施特的主持下被译为波斯文。蒙古驿传制度和元朝整治驿站的办法被伊利汗国仿效。元朝向文武官员颁发牌符作身份、权力象征及乘驿凭证的制度，也传入伊朗。波斯语中至今保留着“牌子”（paiza）这个词。伊利汗依蒙古制度组织轮番宿直的“怯薛”作自己的侍卫军。“怯薛”一词由此进入波斯语，到今天仍有“轮值”、“值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