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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把很大的旧雨伞。这伞是他妻子在他那个党某次筹集经费的政治摸彩中赢得的奖品。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出，虽说下了雨，演出并没有中断。上校、妻子和他们当时只有八岁的儿子阿古斯丁，都挤坐在这把伞下坚持看完了最后一幕。可现在，阿古斯丁已不在人世，当年发亮的绸伞面也已被虫蛀得百孔千疮。

“你瞧咱们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上校过去就老这么形容这把伞。他在头顶撑开了那个奇异的金属骨架。“现在只能用它来数天上有多少星星了。”

上校微微一笑，可妻子看也没看一眼那把伞。“凡事都这样，”她低声说道，“咱们还活着，可这把老骨头已经朽了。”她闭上双眼，好更加专注地想那个死者。

上校用手摸索着刮完脸（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镜子用了），随后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他的裤子像长衬裤一样紧紧地包在腿上，脚踝处绑了个活结，腰间用一条同样质地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金光闪闪的裤钩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色的衬衣几乎和马尼拉纸一样粗硬，顶端用一颗黄铜扣子扣住。本来假领子也要靠这个扣子固定，可那领子早就破烂不堪，因此上校打消了系领带的念头。

上校郑重其事地做着每个动作，他双手的皮肤光润，紧绷在骨头上，表面像脖子一样长有痣斑。他先把漆皮靴靴缝里的土都弄干净，然后才穿上脚。直到此刻，妻子看见他穿得和结婚当天一样，这才发现丈夫老多了。

“你就像要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

“这次的葬礼就是大事，”上校答道，“这么多年了，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雨住了。上校正要出门，妻子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

“把头发梳梳。”她说。

他拿起一把牛角梳，竭力想梳平那一头铁灰色的硬发，结果全是枉然。

“我这模样一定跟只鹦鹉差不多。”他说。

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觉得还不至于。上校不像鹦鹉，他是个枯瘦的老头，浑身的硬骨头就像是用螺钉螺帽接起来的一样，唯有双眼倒是炯炯有神，看上去才不像是在福尔马林药水里泡着的。

“你这样很好。”妻子赞许地说，待丈夫刚要走出卧室，她又加了一句：

“你问问医生，咱们家可曾得罪过他。”

老夫妻俩住在镇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棕榈树叶屋顶，石灰墙已开始剥落。空气依然很潮湿，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巷向广场走去，小巷两旁的屋舍一间挤着一间。一上大街，上校不禁浑身一颤：放眼望去，镇子上布满了鲜花，女人们都身着丧服坐在各家门口，等候着送葬的队伍。

上校走到广场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台球厅老板从他的门口看见了上校，举起手打了个招呼：

“等一等，上校，我借把伞给您。”

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

“谢谢，我这样挺好。”

送葬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一律身着白衬衣，系黑领带，打着伞在门口交谈。其中一位看见上校正跳过广场上的一个个水坑。

“上这儿来吧，老兄。”他喊道。

一面在伞下让出了一块地方。

“谢谢，老兄。”上校说。

但他没有接受这番好意，而是径直进屋去向死者的母亲致哀。一进门他先闻到扑鼻的花香，紧接着感觉到一阵热气。上校竭力想在挤作一团的人群中间开出一条道来，可不知是谁用手推着他穿过一副副神情呆滞的面孔，一直来到屋子的尽头，来到死者那大张着的深鼻孔跟前。

死者的母亲正在用一把芭蕉扇驱赶着棺材上的苍蝇，其他几个黑衣女人则呆呆地望着尸体，神情就像人们在看着河里的流水一般。突然，屋子尽头响起了某个声音。上校挤开一个女人，走到死者母亲身旁，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咬紧了牙关。

“我向您致哀。”他说。

她没有回过头，而是张开嘴发出一声号叫。上校心头一惊，觉得自己被哭成一片的无形人潮推向尸体，他想扶住墙，可是又够不着，那边也挤满了人。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语：“小心，上校。”他转过头，正好和尸体面对面。但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虽已僵硬，看上去却依然生气勃勃，而且似乎和上校一样茫然，他浑身上下都裹着白布，手里还握着一支短号。等上校在一片痛哭声中抬起头想喘口气时，棺材已经上了盖，正被七高八低地沿着一条摆满鲜花的斜坡向门口抬去，鲜花不时在墙上挤碎。他出了一身汗，关节又疼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湿了他的眼睑，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到了街上。有人拉了拉他的胳膊，说：

“快点儿，老兄，我正等您呢。”

这人是堂萨瓦斯，他过世儿子的教父，也是他们那个党唯一一个躲过了政治迫害并能继续住在镇子上的领导人。“谢谢您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地走在伞下。乐队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听得出来，这里面少了一支铜号，于是他第一次确信，死者是真的死了。

“可怜的人！”他喃喃地说道。

堂萨瓦斯干咳了一声。他左手打着伞，因为个子比上校矮，他把伞柄举得几乎齐头高。队伍出了广场以后，人们开始说起话来。堂萨瓦斯转向上校，神情忧郁，问道：

“老兄，您那只鸡怎么样了？”

“老样子。”上校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