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了,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躅藏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二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此外,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是个顶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提到我,说我是个腹内空空、没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愿地继续装糊涂: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终于在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是要让我注意到我领地上的一座塌坏了的桥,而这座桥我是根本修不起的。这位宽宏大度的秩序维护者一边用鲟鱼干就酒,一边以长者口吻责备我的疏忽,同时也体谅我的境况,劝我吩咐农人填些粪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烟来,谈起即将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求省贵族长的荣誉头衔,他是一个空谈家,还加上会贪污。再说,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名望。我说了说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得甚至很不客气。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瞧了瞧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唉,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您我可以议论的——咱们算老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气恼地顶他一句,‘我跟奥尔萨巴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从嘴里拔出烟斗,睁大眼睛,扑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后他带着笑出的眼泪说,‘竟开这样的玩笑……啊,你怎么啦?’他在离去之前,一直在嘲讽我,有时还用胳膊捅捅我的腰侧,说话时也改用‘你’来称呼我了。他终于离开了。就差这一下,我心里翻腾开了。我在房间里踱了好几个来回,站在镜子前,久久地望着自己发窘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了摇头。幕布从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镜子中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微不足道、百无一用的人,毫无独特可言的人!”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我老实说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讨厌那些地主老爷,也讨厌去啃书本:那些晃着鬈发、热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体臃肿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们,自从我不再胡诌乱扯、不再夸赞她们以来,她们对我就毒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过日子……我就开始,您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常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似乎很醉心于自轻自贱,故意招来各种无谓的侮辱。斟酒添菜时落下我,接待我时又冷淡又傲慢,到后来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谈话时甚至不让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里对随便一个愚蠢透顶的饶舌鬼唯唯称是,像这样的家伙当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尘土或者我的大衣边都会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让自己去想,我怎样沉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满足……算了吧,孤孤独独的,还谈什么讽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这太不像话了,”坎塔格留欣先生在隔壁房间里用刚睡醒的声音叽叽咕咕说,“哪个傻瓜三更半夜还聊大天?,,
讲故事者一出溜就钻进了被窝,胆怯地朝外瞧着,用一个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地说,而且像是朝着坎塔格留欣话音来的方向陪礼道歉似的,谦恭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低声对我说:“该让他睡觉,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养精蓄锐,至少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饱口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再说,我要讲的似乎对您都讲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磊安。”讲故事者猛一下转过身去,把头埋进枕头里
“至少请您告诉我您贵姓……”我说。他敏捷地抬起头来。
“不,看上帝的份上,”他打断我的话说,“请别问我的姓名,也别去问别人。让我成为您永远不知根知底的人,受命运伤害的瓦。
西利?瓦西利叶维奇吧。何况我又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人,我不配有独特的名字……要是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管我叫……管我叫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这样的哈姆莱特在每个县里都多的是,不过,您也许没有碰到过其他的哈姆莱特……请原谅。”他又钻进羽绒被子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天没亮他就离开了。
有一次我打过猎坐马车回来,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叶尔莫莱坐在我身边,昏昏然地打着盹儿。两只狗躺在我的脚边死死地睡去,随着车子而颠颠晃晃。车夫不时地用鞭子驱赶马儿身上的马蝇。车子后面扬起一阵阵白蒙蒙的尘土,飘若浮云。我们的车子进了灌木丛。道路更加坎坎坷坷了,车轱辘常常蹭着树枝。叶尔莫莱振了振精神,朝四下扫了一眼……“嘿!”他喊了起来,“这一带准有松鸡。咱们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走进一片灌木丛。我的狗发现了一窝鸟。我放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弹药,在我后边突然响起重重的沙沙声,一个骑马的汉子用手拨开树枝,向我走来。“请问,”他口气傲慢地问,“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先生?”这位陌生人说话溜快,若断若续,还带点鼻音。我仔细了他:我平生还未曾见过此等模样的人。亲爱的读者诸君: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矮小的人,淡黄色头发,红红的狮子鼻,长长的红胡子。头戴深红呢顶子的尖头波斯帽,帽子直压到眉毛,把额门全遮上了。身穿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挂着黑丝绒弹药袋,衣缝镶着褪了色的银色绦带;他肩上挂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插着一把短剑。一匹瘦弱的、凸鼻子的枣红马在他屁股下拼死劲地扭动着;两只干巴瘦的弯爪子猎狗在马腿旁边转来转去。这个陌生人的面相、目光、声音、一举一动以及他整个的人都流露出疯狂大胆的劲头和难得一见的出格的傲气;他那双失神的淡蓝色眼睛如同醉鬼眼睛似的不仔地转悠着、斜视着;他的头向后仰,腮帮子鼓鼓的,鼻子呼哧呼哧地响,全身颤动,像是气盛得不得了——活像一只公火鸡。他又把自己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不让打猎,”我回答说。
“先生,”他继续说,“您是在我的地盘上。”
“对不起,我这就走。”
“不过请问,”他说,“您是贵族吧?”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既然是这样,您就打您的猎吧。我自己也是贵族,我很高兴为贵族效劳……我叫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
他弯下身,吆喝一声,用鞭子抽一下马脖子;马晃了几下头,竖起前蹄,冲向一边,踩着了一只狗的爪子。那只狗尖叫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火了,嘴里嘟哝起来,照着马的两耳朵中间击了一拳,比闪电还快地跳到地上,查看起狗的爪子,往伤口上吐了唾液,在、狗的侧身踹了一脚,让它别再乱嚷,随后他抓住马鬃,把一只脚插进马镫里。那马扬起头,竖起尾巴,侧着身往丛林里奔去;他一只腿随着马蹦了几下,终于跨上了马鞍,猛舞鞭子,吹响号角,便跑开了。由于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意外出现,我尚未镇静下来,突然从丛林里又不声不响地冒出一个骑着小黑马的四十岁上下的胖子。他勒住马,从头上摘下绿皮帽,用尖细而柔和的声音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骑枣红马的人?我回答说:看见过。
“这位先生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呢?”他还是用刚才那样的声音问,没有戴上帽子。
“往那边去了。”“谢谢您。”
他巴哒一下嘴唇,两腿夹了夹马肚子,让马朝着我指的方向哒哒地小跑着前去。我瞧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的角形帽子隐没在树枝丛中。这个新来的陌生人的外表跟前面那个人一无相似之处。他那像球似的肥胖而滚圆的脸显得腼腆、和善、温顺;鼻子也显得胖胖圆圆的,露出一道道青筋,表明他是个好色之徒。他那脑瓜前边连一根头发也没剩下,后边翘着几绺稀稀落落的淡褐色发卷;双如同用芦苇叶子切开的小眼睛亲切地眨巴着;红润的小嘴唇甜滋滋微笑着。他穿的是一件硬领的带铜纽扣的外衣,衣服已经破旧不堪了,可很干净;他的呢裤子扯得老高;长筒靴的黄镶边上露出肥肥的腿肚。
“这人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人吗?是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住在切尔托普哈诺夫家里的。”
“怎么,他很穷?”
“是不富,连那个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没有铜子儿呀。”“那他为什么要住在他家里呢?”
“您不知道,他们要好着呢。两人谁都不离谁……真的像是穿连裆裤似的……”
我们走出了灌木丛;突然那两只猎狗在我们旁边尖叫起来,一只大雪兔跑进已长得老高的燕麦田里。几只贡恰亚猎狗和博尔扎亚猎狗紧跟着从丛林中跳了出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也跟着狗冲了出来。他没有叫喊,没有喝令猎狗前去追捕,因为他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张着的嘴有时发出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声音;他瞪着眼睛骑在马上飞奔着,用鞭子狂抽那匹可怜的马。博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雪兔一蹲,迅速向后一转,从叶尔莫莱身旁跑过,钻进灌木丛里……几只猎狗扑空了。“快——追。快——追!”发愣的猎人好像齿不清地使劲嘟哝说,“朋友,帮下忙!”叶尔莫莱开了一枪……雪兔被打伤了,像陀螺似地在平坦而干枯的草地打了几个滚,往上一蹦,被一只扑上来的猎狗咬住了,惨叫起来。另几只狗也都扑了过来。
切尔托普哈诺夫翻筋斗似地跳下马,拔出短剑,叉开两腿跑到狗跟剪,气冲冲地咒骂着,从几只狗那里夺下被撕烂的兔子,他的脸整个抽搐着,把短剑刺进兔子的喉咙,直刺到剑柄……刺进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切尔托普哈诺夫又狂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朋友也t跟着他平和地笑着。
“照理说,夏天是不应该打猎的。”我指着被踩坏的燕麦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切尔托普哈诺夫仍带点喘气回答说。
他割下兔爪子,分给猎狗吃了,把兔子拴在鞍后的皮带上。
“朋友,谢谢你帮了一枪,”他按猎人的规矩向叶尔莫莱道了谢。“还有您,先生,”他还用断断续续的刺耳的声音对我说,“也谢谢了。”
他骑上马。
“请问……我忘了……尊姓大名?”我又报了自己的姓名。
“认识您很高兴。如有便,欢迎来我家坐坐……”然后他又生气地说,“福姆卡这家伙上哪儿去了,季洪…伊万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就不在。”
“他骑的那匹马死了,”季洪?伊万内奇微笑着回答。
“怎么死的?奥尔巴桑死啦?真倒霉!……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边。”
切尔托普哈诺夫照马脸抽了一鞭,那马便拼命地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然后又让马不慌不忙地进入丛林里。
这两位先生强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是什么能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结成如此形影不离的朋友呢?我开始做了些调查。下面就是我打听到的情况。
潘捷列?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有名的令人生畏的狂人。头等傲慢和爱吵架的人。他在部队里待过极短的时间,由于发生一起“不愉快事件”而退了伍,退伍时他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还只是个“算不上鸟的母鸡”。他出身于一个曾经很富有的世家;他们先辈们生活得十分阔气,按乡下的习俗来说,就是待客大方,不管是邀请来的或不请自来的客人,都一律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还发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②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一批乐师、歌手、小丑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请大家喝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便坐自家的马拉的笨重马车前往莫斯科,可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身无分文,靠吃家禽度日。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的父亲所继承的已经是一份破败的家业;他当家时又大肆“挥霍”一通,到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就只有被抵押出去的别索诺沃村,以及三十五名男农奴和七十六名女农奴,还有科洛布罗多瓦荒地上的十四又八分之一俄亩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再说.在死者遗留的文书中也没有找到这块地的任何地契。这位死者的确是由于那些古怪的做法而破了产的,是所谓的“经济核算”害了他。依他之见,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以及诸如此类的所谓的“强盗”;他在自己的田庄上兴办了各种各样的作坊和工场。“又体面,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至死都没有放弃这种要命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落到倾家荡产。不过他倒是开心了一大阵子!不管想起什么怪念头,他都要试一试。他老生出一些怪念头,有一次他按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特大的家用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召集来,一齐使劲地拉这辆车,可是车子到了第一个斜坡处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梅卢基奇(潘捷列的父亲叫叶列梅?卢基奇)下令在这个斜坡上建一个纪念碑,而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他还想造一座教堂,当然由自己来设计,不要建筑师协助,他砍去整片林子用来烧砖瓦。地基打得老大,够建一个省城的大教堂,砌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可是圆屋顶掉了下来,再架上去,又塌下来,再架第